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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研究“中等收入陷阱”與“人口城市化陷阱”之間的關系，能夠給我們以重要啟示，有助于尋求一條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新思路。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些國家人均GDP超過1000美元之后，沿著傳統工業化道路推進，人均GDP很快達到3000美元以上，此后，快速起飛階段積累下來的諸多矛盾相繼暴露出來，致使社會經濟發展處于停滯狀態，人均GDP長期徘徊在3000—5000美元。2010年，我國人均GDP約4400美元，躋身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在這種情況下，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嚴峻挑戰歷史性地擺到我們面前。現實表明，我國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關鍵取決于“十二五”時期的經濟發展狀況。如果“十二五”時期國民經濟能以7%左右的速度增長，按目前匯率計算，到2015年我國人均GDP將超過6000美元。如果GDP年均增長率低于4%，則2015年人均GDP就不能達到5000美元，我們就不能實現對“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還應當看到，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中等收入和“中等收入陷阱”的界定標準也在提高。
實際上，拉美一些國家早在“中等收入陷阱”出現之前，已落入“人口城市化陷阱”。所謂“人口城市化陷阱”，是指人口城市化率達到50%以后，農村人口加速向城市特別是超大城市轉移，形成畸形發展的城市化。具體可用“三個畸形”并存來概括：一為畸形先進與畸形落后并存。墨西哥城、里約熱內盧、布宜諾斯艾利斯等拉美國家的超大城市，有現代化的產業、城市設施和高檔住宅，但同時并存著原始手工作坊式的生產、缺少最基本公共設施的大量貧民窟。二為畸形富裕與畸形貧困并存。大企業家、銀行家、高級職員等收入豐厚，而生活在貧困地區特別是貧民窟的居民一貧如洗。三為畸形文明與畸形愚昧并存。教育、衛生、文化等資源主要被富人占有，他們享有的現代文明與發達國家基本沒有區別，而大量窮人卻與這些資源無緣，享受不到文明生活。這是貧富兩極分化的城市化，占總人口10%的富人占有總收入的60%，貧困人口占總人口的40%以上，其中60%以上居住在超大城市，形成城市貧民區，與現代化的城市中心區形成鮮明對照。同時，公共設施短缺、失業率居高不下、社會沖突加劇、環境污染嚴重、地價和物價大幅度上漲等問題突出。這樣的人口城市化，不僅沒有給城市發展注入活力，沒有給農村經濟發展帶來機遇，而且成為城鄉經濟發展的絆腳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墊腳石。由于社會經濟發展停滯不前，政府財政拮據，不得不大量舉借外債；國家債臺高筑，無力對畸形發展的城市進行根本性改造。如此，“人口城市化陷阱”與“中等收入陷阱”交織在一起，使走出“陷阱”變得難上加難。
這給發展中國家以重要啟示：要想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須首先避開“人口城市化陷阱”。盡管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情況各異，有著經濟、政治、文化等多重原因，但片面追求高城市化率以及人口城市化的畸形發展，是一個重要原因。城市化是一個綜合概念，是集人口轉變、產業結構升級、現代文明進步于一體的過程，其基礎是人口城市化。人口城市化水平和結構只有同這種轉變、升級、進步相適應，才能發揮其對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滯后和超前均不利于社會經濟健康發展：嚴重滯后會阻礙經濟起飛，如同我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樣；過于超前則會帶來和引發諸多矛盾，甚至像拉美一些國家那樣成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墊腳石。基于人口城市化的這種“雙刃劍”作用，我國經濟要在“十二五”時期繼續保持平穩較快發展，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須堅持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把握好人口城市化的方向、速度、結構和質量。其中，尤須重視以下幾點：
把握好人口城市化的速度和節奏。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人口城市化結束了之前近20年的徘徊局面，駛入快車道。城市化率由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09年的46.59%，年平均提高0.92個百分點，大大縮短了同世界的差距，已趕上并略超過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然而，我國城市化落后于工業化的局面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需要繼續保持較快步伐，但并非越快越好。要吸取拉美一些國家相繼落入“人口城市化陷阱”與“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的教訓。當前，一些地方存在的片面追求城市化率、急于撤縣建市、城鄉接合部出現以農民工為主體的城中村等問題，應當引起警覺。
把握好人口城市化的規模和結構。落入“人口城市化陷阱”的城市化，不僅城市化速度超前于社會經濟發展，而且城市規模結構失去了平衡，主要是片面追求城市規模。在當代，發展以超大城市為中心的都市圈經濟，是世界經濟發展的重要趨勢，也是經濟持續增長的重要平臺。但在這個過程中，必須把握好城市擴大的程度和推進的速度，并非越大越好、越快越好。據報道，目前我國有655個城市計劃“走向世界”，183個城市要建設“國際大都市”。許多大城市一圈又一圈“攤大餅”式地向外擴張，圈土地、造草坪、蓋高樓、修廣場，一個個大型工程閃亮登場。結果，違法圈占土地的問題屢有發生，失地農民大量增加。這些因城市圈地而失去土地的農民與主動進城務工的農民不同，他們斷了回到農村重新當農民的退路，變成只能在城市生活的邊緣人群。如果他們不能得到穩定的職業和住所，就只能聚集在城鄉接合部，從而加大落入“人口城市化陷阱”的風險。
把握好城市發展方式轉變和相關體制改革。避開“人口城市化陷阱”，從根本上說，需要從過去片面重視城市發展轉變為統籌城鄉協調發展，逐步實現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鑒于我國人口城市化駛入快車道、大城市快速發展的實際，“十二五”乃至更長一段時間的人口城市化應著重解決好三個方面的問題：其一，防止和治理虛張。雖然我國城市化在總體上比較健康，但也存在比較嚴重的虛張。一是人口城市化率虛張。農民工在城市居住半年以上一般被計入城鎮人口，但實際上，絕大多數農民工的戶籍在農村，農村老家還有房有地，在城市則享受不到市民待遇。這樣的城市化只是半城市化，存在較大虛數。二是土地資源利用虛張。城市“攤大餅”式向外擴張，各種名目的開發區紛紛涌現，造成大量土地長期閑置和浪費。三是產量和產值虛張。有的城市統計數據嚴重失實。防止和治理虛張，從根本上看要靠改革，包括改革城市人口統計和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和主要以GDP考核干部政績的制度等。其二，加快轉變城市發展方式。我國城市化具有明顯的粗放型特征，迫切需要加快轉變城市發展方式。應通過改善城市結構、提高城市發展質量、促進城市居民全面發展，使人口城市化成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引擎，成為科技進步、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社會全面發展的推進器。其三，變進城農民為市民。如果進城農民在城市長期被邊緣化，就會增加落入“人口城市化陷阱”的風險。變進城農民為市民，需要將進城農民的生產和生活納入城市發展規劃，給予其與城市居民同等的地位和權利、同等的居住和就業機會。當前應注意防止兩種傾向：一種是將農民工拒之門外，另一種是不附加任何條件地變進城農民為市民。沒有限制條件地變進城農民為市民，在我國人口和勞動力過剩、農村人口還占多數的情況下是無法做到的，也是會引發諸多社會問題的。這個限制條件，主要是進城農民要在一定時間內（例如半年）有相對穩定的工作和收入、有相對固定的住房等。進城農民只有滿足這些條件，才能取得市民待遇，進而成為城市化的積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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