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一批已在境外上市的中國企業相繼宣布將推行私有化退市。此舉總體上還是表明，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正在擺脫境外上市狂熱，回歸理性。因為，即使在境外上市有股熱潮，但內地企業境外上市仍需要承受許多額外風險：首先，那些主體業務和收入來源都位于境內的巨型企業，要用硬通貨向境外股東支付巨額紅利，可能對我國外匯收支產生巨大壓力。目前中國持續雙順差，外匯儲備總額已逾3萬億美元，此項風險似乎無足輕重；然而，考慮到在華外商投資企業企業資本撤回與利潤回流的潛在壓力，一旦中國國際收支逆轉，這項風險就絕不是可以漠然視之的了。
其次，內地消費者權益與國際投資者利益存在沖突，內地企業境外上市可能使有關管理部門陷入兩難境地。數年前內地民間強烈呼吁手機單向收費，卻兩次引起中國通信類股票價格暴跌，不得不趕赴香港救市，而手機單向收費改革也就此打入冷宮，實際上是運用政府力量向海外投資者提供了超國民待遇。隨著境外上市企業特別是基礎產業、基礎設施企業的增多，類似利益沖突將有增無減。
第三，由于境外投資者與境內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比境內投資者更為突出，相當多的境外上市中國企業不得不付出股價折扣的代價，境外上市的收益因此而大打折扣，中小型企業克服此類信息不對稱和股價折扣問題尤為困難。此次泰富電氣（HRBN。
NASDAQ）、康鵬化學（CPC。 NASDAQ）、大連傅氏 （FSIN。
NASDAQ）等公司之所以相繼宣布準備啟動私有化退市程序，關鍵原因便是公司估值過低、企業收益與為之付出的服務費等成本不相稱。公司估值過低又造成了A股與H股股價相差懸殊、同股不能同價的問題，不僅在境內、境外投資者之間引起了復雜的利益分配問題，而且必然導致同股不能同權，這又與公司治理的基本準則相悖，也為A、B、H股的最終合并設置了重重障礙。
我們對境外投資者促進企業轉換經營機制的神奇能力不宜抱有過高奢望。企業管理層與大多數股東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天然存在，境外投資者獲取內地企業信息還需克服額外障礙，通過境外上市強化企業監督激勵機制的目的常常會落空。在中國證券市場最大丑聞之一“中科事件”中，莊家呂梁操縱的康達爾（后改名“中科創業”）股票入選道-瓊斯中國指數成分股；上市香港以來多年是香港投資者寵兒的科龍公司，2000年陡然出現巨額虧損，都是典型范例。
最后，中國企業境外上市還必須承擔額外的政治風險，三大石油公司在美上市時均因與受美國制裁國家有業務往來而遭受政治狙擊就是突出案例。既然如此，中國企業還有必要過度迷戀境外上市這個傳說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