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31日下午5點，聯合利華中國公司通過美通社發布緊急聲明稱：“根據國家發改委的要求，聯合利華中國公司已決定暫緩原定于4月1日執行的價格調整。”這份“言簡意賅、含義深長”的聲明出臺背景是，國家發改委價格監督檢查司司長許昆林親自率隊趕赴上海，對聯合利華部分產品擬漲價事件進行調查，并“約談”了公司大中華區主席。顯然，“約談”效果是立竿見影的。
“約談”指的是頗具中國特色的一種制度。指擁有具體行政職權的機關，通過約談溝通、學習政策法規、分析講評等方式，對下級組織運行中存在的問題予以糾正并規范的準具體行政行為。“約談”制度是2007年度剛剛開始的一項制度。當時違法占用耕地面積比例較高，把全國排前幾名地方政府主要負責人請到北京來，一是當面匯報情況，二是需要對違法用地造成的原因作出分析，問題出在哪，下一步該如何解決。“約談”制度被認為是通過面對面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進行政府監管的一種探索和創新。
事實上，今年以來，發改委除了約談日化企業外，還針對2011年初部分家電廠商喊出“上游原材料價格的持續上行正在觸發白電成本的全面上漲”，“有渠道商已經收到制造企業的漲價通知”，國家發改委對相關企業也展開了“約談”，使得一時間甚囂塵上的白色家電醞釀漲價開始轉向。年初至今，多家白電家電企業表示近期沒有對終端產品價格進行上調的計劃，一些企業甚至已經開始著手進行五一促銷降價。與此同時，國家發改委價格司領導邀請發改委價格檢查司、經貿司、商務部酒類流通管理辦公室、市場運行司有關領導，緊急“約談”中國酒類流通協會、釀酒工業協會及華潤、青島、燕京、百威四大啤酒集團領導，召開了重要消費品行業協會座談會，強調維護價格穩定。其中，白酒近期的輪番上漲被指不妥當，遭到了批評。
大量的數據研究表明，相關產品大幅度且同步漲價并非簡單的成本原因。究其根源，首先，廠商們借成本上漲“東風”大刀闊斧調價的底氣源于其擁有的支配性市場地位。例如，上述四大日化巨頭，幾乎占據了國內八成以上的市場份額。他們串通漲價，顯然涉嫌壟斷。《反壟斷法》明確規定，禁止具有競爭關系的經營者達成固定或者變更商品價格的壟斷協議。
但是，由于反壟斷案件本身的復雜性以及通常牽涉面較廣，案件的調查取證往往耗時費力，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就常常面臨執法工作過繁過重的困擾。破解困境的有效方式之一，也就是節約執法資源，提高執法成效，引進“約談機制”正是破解這一困境的有益嘗試。用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周望軍的話說：“約談這種方式是一種通過提前介入進行提醒、告誡的相對溫和的措施。如果對企業可能發生價格違法行為視而不見，等到違法之后再進行處罰，那么，這既增加了政府行政成本，也增加了企業生產經營成本，不符合現代行政理念。”同時，周望軍副司長也表示，約談的部分企業實際上已經涉嫌實施價格操縱了。
約談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是借鑒了歐盟委員會的“寬容條款”和“解決程序”。歐盟委員會作為歐共體競爭法的執法機關，一直以來都不堪工作重負，因此如何提高工作成效，節約執法資源也始終是歐盟委員會不斷嘗試改進的工作方向和重點之一。“寬容條款”和“解決程序”正是歐盟委員會這方面工作成果的體現。盡管歐盟成員國的一些競爭法專家、學者以及律師執業人員認為上述兩程序的引入還不足以為企業主動揭示以及停止實施卡特爾違法行為提供足夠動力，但這正反映了歐共體競爭法執法原則之一：促進企業遵規守紀，開展公平競爭；執法處罰不是根本目的，而是督促企業盡早停止限制競爭的違法行為，從而更高效地維護市場競爭秩序。
反觀在我國近來被大量運用的“約談”方式，執法機關的初衷同樣是為引導企業正確行使定價自主權，自覺維護良好市場秩序。國家發改委價格司作為我國反壟斷法的執法機構之一，承擔著反壟斷執法的核心任務之一就是規制價格操縱行為。作為市場經濟憲法的《中國反壟斷法》2007年才正式頒布，因此執法機關在執法經驗上尚顯不足。
因此，我國的相關執法機構更應該全面借鑒歐盟委員會在節約執法資源、提高執法成效、有效遏制企業價格操縱行為、維護市場秩序方面的經驗，僅有約談機制是不夠的。這些經驗包括：
第一，歐盟委員會一旦查明涉案企業的價格操縱行為，采取一律嚴懲的執法措施。盡管嚴懲執法不是包治所有價格操縱違法行為的唯一利器，但嚴懲必將能夠對違規企業形成強大的威懾力，促進企業從被動守法向自覺守法的轉變。相比較我國采取“約談”的溫和措施，執法效果的差異可見一斑。第二，運用“約談”的方式遏制價格操縱是“治標之法”，正如美銀美林經濟學家陸挺撰文指出，“道德勸說”短期內或許能奏效，但經濟學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如果政府長時間過度依賴這些策略，就會引發風險。國家發改委進行的一系列“約談”，一方面自然體現了相關部門穩定物價、關注民生的決心；但同時產生的負面外部效應也是顯而易見的，即客觀上強化了通脹預期，與抑制通脹的本意背道而馳，正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
時至今日，我國建設市場經濟多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日趨成熟和價格管理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國９５％以上的商品和服務已經實現了經營者自主定價，市場化導向的價格改革已成為趨勢。行政手段干預物價的調控手段曾大量被運用在我國計劃經濟時期，但面對近年來形態多樣、日益復雜的不正當價格違法行為，特別是價格操縱與壟斷行為，主管機構過于依賴行政干預的現象仍然較為普遍。
2011年1月4日，國家發改委正式公布了旨在“清肅”各種形式的價格聯盟和濫用壟斷地位行為的《反價格壟斷規定》和《反價格壟斷行政執法程序規定》。兩部新規通過對價格壟斷協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和濫用行政權力等價格壟斷行為的表現形式、法律責任做出更為具體的規定，并禁止了八種由具有競爭關系的經營者達成的價格壟斷協議。因此作為宏觀經濟調控手段之一的《反壟斷法》以及相關細則理應在規制價格操縱違法行為方面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為了能夠更好地實現我國相關執法機構期待的節約政府行政成本，進而提前介入進行提醒、對企業可能發生的價格違法行為進行告誡的目的，筆者建議有效運用我國《反壟斷法》中已經引入的所謂“寬容原則”，發揮其對企業的價格違法行為切實有效的告誡甚至威懾作用，才能夠真正實現執法機關倡導的節約高效的現代行政理念。
當然要實現上述有效借鑒尚需一個漸進的過程。因為提高對違法企業的調查力度和水平，擅于運用各種經濟分析手段收集有力證據，使得企業不得不主動配合，以換取從輕處罰——這一切，對執法機關的執法水平無疑提出了更高要求。畢竟，反壟斷案件本身的復雜性決定了調查取證不易，證據隱蔽性較強，不易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