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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口是一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最基本要素，而人口結構的變動對消費和投資、進而對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均有重大影響。這其中，人口的性別比變動已成為影響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之一。根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第6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在全部13.39億人中，男性占51.27%，女性占48.73%。中國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人口性別比失衡正日益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焦點話題。
　　人口性別比是一個動態變動的過程。在總人口的性別比方面，近些年來我國的性別比差距略有下降。公報數據顯示，如果以女性人口為100的話，我國的總人口性別比從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106.74下降到105.2。在絕對數方面，2000年男性比女性多3800萬，2010年兩性的差額縮小為3400萬。但是如果從出生嬰兒的性別比來看，男女性別失衡現象則要嚴重得多。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國的人口出生性別比有一個逐步發展的過程。根據國際上長期觀察的結果，在無人為干擾胎兒性別的前提下，出生人口性別比大多都比較穩定，一般在102～107之間。1953年我國開始第一次人口普查時，這一比例基本上處于正常范圍之內，出生性別比為104.9。一直到1975年，我國的出生性別比也只有106.54，仍屬正常范圍之內。
　　但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的出生人口性別比明顯升高，1980年就突破正常值的上限，達到107.11，此后一路上揚，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出生性別比為108.5，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為111.3，到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上升為116.9。聯合國公布的有關資料表明，2002年，中國0～4歲人口組的性別比高達120.2，居全球之冠，比第二位的有著強烈性別偏好傳統的韓國同年齡組人口性別比（110.7）高出9.5個百分點。而國家統計局的“六普”統計公報數字顯示，目前我國這一比例為118.06，農村地區該比例則要超過120。
　　人口性別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國歷經數千年的“重男輕女”傳統思想，是導致性別失衡的思想源頭。而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極大地壓縮了家庭生育孩子的數量。在男孩偏好強烈的情況下，一些家庭不惜借助B超等非法手段，采取多生、超生乃至遺棄女嬰的極端手段，以確保男孩的數量。
　　除了上述原因外，其實更為根本的原因還在于，我國生產方式的落后和經濟發展模式的滯后，這才是造成性別失衡的制度性根源。人口學理論認為，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男孩所能帶來的預期收益一般要高于女孩，因此男孩常常被當作是一種“生產品”或“投資品”，而女孩往往被當作只是一種“消費品”。
　　目前，我國的生產方式依然是以勞動密集型為主，經濟發展對勞動的依賴性很高。以中國的制造業為例，盡管中國已成為世界知名的“制造業大國”，但中國制造業的主要生產方式依然停留在依靠大量廉價而且低技能的勞動投入而進行生產的。目前，我國制造業就業人數已經達到9000萬人，約占全部就業人口的10%以上，占全部非農就業人口的近20%。雖然勞動密集，但由于缺乏科技創新，致使勞動生產率低下。
　　有研究表明，中國目前制造業勞動生產率僅為美國的4 .38%、日本的4 .37%和德國的5 .56%。如此低下的勞動生產率，只有靠大量投入勞動力數量加以彌補。在我國的制造業勞動力大軍中，男性又占據了大多數。數據顯示，2010年在全部的農民工隊伍中，男性農民工占74.9%，女性占25.1%，男性幾乎是女性的3倍。
　　農村是性別比失衡的“重災區”。在我國的農村地區，生產力水平依然不高，男性作為農業主要勞動力的作用并沒有得到根本性改變，農村家庭對生育男孩以充當勞動力往往寄予厚望。在現行土地制度的制約下，我國農村地區以家庭承包為主要特征的分散經營模式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變，土地細塊化局面仍存，而且由于中低產田占到總耕地面積的2/3以上，有效的灌溉面積僅占總耕地面積的46%，農業科技的貢獻率只有51%，農業機械化水平大大落后于發達國家，這使得農村勞動力尤其是男性勞動力在農業生產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更重要的是，農村社會保障的覆蓋范圍依然比較狹小，保障水平也比較低下，這就使“養兒防老”、“養兒防病”等傳統思想仍有其存在的物質基礎。根據有關部門的調查統計，目前中國農村養老金體系覆蓋率只有24%，今年預計要達到40%，而實現新農保的全部覆蓋需等到2015年。一些農村地區不僅養老金參與率較低、養老金金額較少，而且許多農村進城打工人員并未參與養老金體系。國家統計局的抽樣調查數據表明，2010年，在全部的2.42億農民工中，僅有3283萬人參加了養老保險，僅占總人數的32.8%，還不到三分之一的人數。
　　性別失衡也是我國勞動力市場中性別歧視問題突出的一個反映。根據有關學者2009年的一項調查發現，在城市中女性的平均工資比男性低30%，而且女性被解雇的幾率更大。不僅如此，在各類勞動群體中，女性農民工的工資水平最低，受到的就業歧視最為嚴重。目前，非農收入已成為我國農村居民的主要收入來源，很顯然，不同性別的工資差異必然會加重農村地區男孩偏好的傾向。
　　不同性別勞動力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其根源在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在我國，女性的受教育程度雖然不斷提高，但目前仍比男性少1年左右。而且在全部文盲人群中，女性要占到70%以上。雖然我國女性的勞動參與率水平達到近80%，比世界平均水平要高出10多個百分點，但由于受教育程度不高、缺乏知識和技能，所以大多只集中在工資水平低下、就業崗位不穩定的勞動力市場中。
　　相比之下，發達國家由于勞動生產率水平比較高，經濟發展對勞動投入的依賴性就大大下降。而且在生產過程中大量采用新機器和新技術，使得男女勞動生產率的差異大大縮小。不僅如此，由于完善而且嚴格的勞動法律體系存在，性別歧視現象得到有效緩解，男女勞動力的工資收入差距并不十分明顯，這就從經濟上消除了性別偏好的可能。
　　人口性別比長期失衡帶來的危害是很明顯的，它將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潛在威脅和巨大風險。它不僅會在將來形成婚姻市場的嚴重擠壓，直接影響婚姻家庭關系的穩定，引發地下色情業蔓延等社會問題，而且阻滯婦女地位的提高并影響男女平等的實現，還可能加劇人口就業、養老等其他社會問題。更為嚴重的是，在男性大大多于女性的格局中，男性之間為了爭奪資源和利益，隨時可能爆發社會沖突與暴力事件，這將破壞正常的倫理秩序，損害社會和諧、穩定與持續發展。因此，盡快消弭這一差異，是我國人口發展戰略必須面對的核心問題之一。
　　由此可見，人口的性別比失衡，實質上反映的是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不均衡。要解決這一問題，加快發展方式的轉變勢在必行。
　　首先要大力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民收入，努力改變城鄉經濟發展失衡的局面。各國經驗都已證明，經濟發展是消除性別歧視、實現性別比基本平衡最好的辦法，發達國家基本上不存在這一問題就是最好的例證。實際上在我國，經濟較為發達城市的“男孩偏好”就遠沒有農村那么強烈，孩子出生性別比也相應地要大大低于農村地區。
　　其次，加快建立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在財力允許的情況下，努力提高農村居民的保障水平。除了農村低保以外，還應繼續加強對獨生子女家庭的補償政策的實施，以此改變“養兒防老”引發的性別歧視現象。
　　再次，加大打擊非醫學需要選擇性別終止妊娠的違法行為，強化對女性權益的法律保護，也是緩解性別比失調問題的有效途徑。
　　最后，加大對女孩的人力資本投資力度，提高女孩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競爭力，這是實現男女平等、糾正“男孩偏好”的根本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