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將是中國經濟由高速發展向常規發展的“新時期”，中國經歷了十年“超高速增長”，年均GDP同比增速達10.48%。這種高增長也讓中國承受了各種高風險的代價。
30多年來中國長期持續的高增長主要得益于“要素紅利、市場化改革紅利和全球化紅利”的巨大貢獻。然而隨著這三大紅利的逐步衰減，中國主要依靠低成本優勢的超高速增長逐漸回歸常態，“大進大出”式的循環發展模式也走到了盡頭，當勞動力、資金、土地、環保等不再廉價的時候，中國已經離“低成本、高增長”的時代漸行漸遠。
事實上，當前，出口動力的不足正是紅利衰減的印證，以低工資報酬、高能源消耗以及高額出口退稅補貼的方式越來越難以為繼，加上原材料的全線上升，以及人民幣匯率的快速升值壓力，中國出口部門面臨日益加大的競爭壓力。而在匯率爭端和貿易圍剿中，未來中國面臨的國際外部環境也將發生深刻的變化。從貿易順差走向看，中國將逐漸告別貿易持續、大幅度順差時代。
更重要的是，隨著中國國家財富的迅速增長，“中等收入陷阱”風險也在逼近。根據IMF的數據，2010年中國的人均GDP達到4382美元，這意味著，中國已經正式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臨界點。從中國的實際問題看，“中等收入陷阱”已經是近在眼前的迫切問題，顯示出越來越多的“陷阱”征兆——中國經濟增長的投資效率越來越低，能源消耗越來越大，福利缺失的問題愈發嚴重，兩極分化拉大導致社會中堅力量下沉。因此，在結構主動開始調整，而新的發展支撐尚未確立的現階段就出現了動力轉換的“空檔期”。
應該講，經濟增速的放緩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小國內通脹壓力，有利于房地產調控的進行，更能給貨幣政策減壓，但是這也意味著中國很可能步入了發展的“瓶頸期”，未來中國將進入全面的要素重估階段，中國能否通過動力結構、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要素結構等增長格局的調整和結構轉換，有效化解成本壓力，順利度過轉型的“陣痛期”，需要更多的“體制攻堅”和“深水區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