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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招商銀行聯合貝恩資本發布《2011中國私人財富報告》。報告顯示，中國有50萬人投資資產超過千萬元，而在接受調研的2600位千萬富翁中，近60%已經完成投資移民或有這方面的考慮。報告指出，影響個人富翁投資移民決定的前三位的因素分別是“子女教育、財富安全和個人養老”。
在當前中國現實背景下，出于子女教育和個人養老考慮而向國外投資移民比較容易理解，因為中國的應試教育飽受詬病毫無改進，社會保障停留在溫飽水平，無所進展，富翁們萌生“外心”十分自然。唯有為“財富安全”而出走，令人不解，因為許多財富本來就是在富翁們認為“不安全”的環境中取得的。同樣的環境，沒有財富，爭取財富時不怕不安全，有了財富之后，卻開始怕不安全，這樣的心態變化細細解讀別有意味。
說白了，一個人沒錢時，最希望有機會“亂中取勝”，因為再亂，他也沒有錢可以失去。但一旦有錢，不管錢是如何得來的，卻十分害怕再亂，除非有十二分的把握能“亂了別人，發了自己”。已經富起來的人最迫切的心情，套用股市中的說法，是“落袋為安”，只是在已經或準備投資移民的千萬富翁那里，這個“落袋為安”的“袋”顯然不是中國之“袋”，而是外國之“袋”。把國籍改一下，不僅已經搬出去的錢成為外國之錢，即使還沒搬出國的錢，也穿上“外國公民之錢”的馬甲。
為什么在人民幣升值預期強烈的背景下，一些中國富豪一要犧牲升值空間，二要承擔投資風險，如此不符合正常投資邏輯的決策，也會成為這群精于算計的“理財高手”的共同首選？當下中國，經濟發展勢頭未減，治安狀況保持良好，富翁們念茲在茲的“財富安全”，到底遭遇了什么威脅？其實不在于其他，只在于一個秩序！因為他們太知道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在沒有秩序的狀況下獲得的財富，很容易在沒有秩序的狀況下消失。越是在缺乏秩序的環境中成長的富翁，越是在長成之后渴望秩序，這極為生動地再現了人類生活中的秩序悖論：作為秩序的瓦解和破壞因素的黑幫，一旦得勢，卻會不由自主地成為秩序的建設者，白道黑道都逃不脫世界的秩序之道。
什么是秩序？秩序無非就是人對利用一定手段實現自身目的的有保證的預期。無論有沒有紅綠燈，無論是否遵守交通規則，一個人橫穿道路之時，至少期待駕駛汽車的司機，只要有足夠的時間，不會故意撞他碾他，而且在內心深處，抱有一種直覺的堅信：他的期待不依據司機個人的良善，而依據普遍的人心；不依據某個司機正處于交警的視線之內，而依據不論司機當下心情如何都能控制住司機內心沖動的交通法規。
相對于財富，沒有秩序，可以表現為投資風險，也可以表現為社會不穩定，還可以表現為政策環境的突變。然而，決定富翁對財富能否有足夠的“安全感”的，不在于投資有沒有風險，而在于風險是否可控；不在于社會是否“穩定”，而在于這種穩定本身是否可靠；不在于政策是否有變，而在于政策變化本身有沒有規則：如果原本為了熨平經濟波動的調控卻帶來幅度更大的起落，如果從“原罪”到“道德敗壞”之類民粹式指責同時成為對精英的聲東擊西和對草根的敲山震虎，如果“限購”、“約談”、“會商”和“整治”成為超越法律規范的手段和方法——無論有錢還是沒錢的人，都將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失去“秩序感”。區別只在于，對于沒錢的人，那意味著新的機會來臨；而對于千萬富翁，則可能意味著需要為“財富的安全”尋找“外國馬甲”。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迅猛發展，憑借的一項重要策略是堅持“改革、發展、穩定”三駕馬車并進。但隨著財富的積累，國民尤其是那些擁有千萬投資資產的國民時時關心的已經是超出作為一時狀態的穩定，趨向于能夠滿足持續期待的秩序。古人曰：“有恒產者有恒心。”話說得在理，但只說了一半，沒說的一半恰恰是前提：“恒產”不是自然的“不動產”，而是秩序的產物，在法律意義上受到充分保護的任何財富皆可為“恒產”。如果秩序是可以期待的，那么財富就是安全的，富翁不管擁有多少財富，都會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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