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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稅改革方案對稅負在低中高收入人群中的分配有所調整，但這實現不了藏富于民的目的。
公眾翹首以盼的個稅改革新方案終于面世。《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把個人工薪所得稅免征額由此前的每月2000元上調至3000元，并取消了15％和40％兩檔稅率，稅率由9級減至7級，征稅級距也做了相應調整。
修正案降低了中低工薪階層的稅負，有助于調整收入分配格局，也與“提低、擴中、調高”的收入分配改革相一致，應予肯定。然而，其局限性也相當顯著，無論技術層面還是整體方略上都有重大缺憾。
個稅改革目標之一，就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其核心就是要提升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調節過高收入。但在此次修訂案中，免征額的調整與公眾的普遍期望差距甚大，兩三年后又需再次調整。
若修正案通過，低收入及中等收入者的稅負擔將有所減輕，以低收入者最為明顯；而中高收入者，特別是高收入者的稅負則相應提高。大體上，以月收入9000元為界，稅負減少明顯；月收入9000元至2萬元者，稅負相對減少但有限，稅率相對提升；而凡月收入高于2.15萬元者，今后所繳個稅會增加。如是，則此次調整對鼓勵勞動收入、壯大中產階級、調節分配不公，效果將較為有限。
稅收是公共服務的價格。政府是公共服務的賣方，公民作為納稅人是買方，兩者之間應有一個討價還價的機制。在法治國家，這就體現在各級議會對政府稅收征收和使用的實質性決定和審查上。
正因此，任何稅收的調整都必須公開透明，必須有公眾的廣泛參與。個人所得稅的調整涉及公民切身利益，社會高度關注，應該更為透明，有更多公開討論。依法治國家常理，個稅免征額調整這樣的重大問題，應基于公眾的充分討論，并建立起常規性調整機制。但可惜的是，此次調整迄今一如既往，更多地基于執行部門的意見，納稅人無從置喙，方案即便通過也難孚眾望。
中國過去五年曾三次提升免征額，但調整稅率表還是首次。在這個意義上，可將此次調整視為1994年個稅法出臺以來最大的一次改革。然而，此次改革仍缺乏實質性動作，未能朝向綜合征收的改革目標邁進，按家庭征收的國際通行方式更無從談起。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深層次遺憾。
綜合計征并考慮家庭差異，是多數國家個人所得稅制的慣例。由此帶來的減免稅具有顯著合理性。而中國從2003年起著手籌劃綜合與分類相結合的個稅改革，至今推進有限，依然分類征收個人所得稅。除了免征額，整體稅收框架沒有彈性。目前11項收入分類中，工資所得按超額累進稅率征收，最高稅率達45％，這在世界上也屬偏高。
目前，中國個稅收入總額中，征自工薪所得的收入超過六成，征自“其他所得”的僅占11％。真正的高收入者在現有個稅框架下很難被識別和瞄準，納稅額也相當有限。這對壯大中產階級、提高勞動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相當不利，也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障礙。
修正案在推進綜合與分類相結合方面乏善可陳，僅僅限于技術性調整，諸如取消了兩級稅率，調整了累進級距。不僅如此，由于政府擔心此項改革導致財政減收過多，不僅未能如學界建議降低最高邊際稅率，對中高工薪階層還增加了稅負。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修法把適用40％稅率的應納稅所得額并入45％的最高稅率，必將增加高收入工薪階層的負擔。
中國當前真正需要的是減稅，為經濟發展提供足夠激勵。據財稅學者研究，按照最保守的口徑計算，目前中國各級政府的整體收入約占中國GDP的34.5％。這意味著，各級政府拿走了每年GDP的三分之一還要多。因此，稅制改革應該堅持減稅的思想，個稅改革應真正實現藏富于民。
個稅修法是一面鏡子，凸顯中國財稅體制的問題和弊端。目前，中國稅收體制的執行層面由諸多部門規章支撐，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等頻頻以規范性文件改變稅收政策，這是違背“稅收法定”原則的。這種局面必須盡快終結，政府的征稅權必須經民主立法才能授予，要受納稅人的實質性監督和約束。
今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面對當前貧富差距懸殊、公共服務薄弱的現實，中央決策層已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政府工作的核心議題。個稅改革應以培育和擴大中產階層為目標，加快改革現行財稅體制，改善收入分配，為實現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宏觀制度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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