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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招商銀行及貝恩公司聯合發布的中國私人財富報告顯示，今年內地富人將增至59萬人，他們的個人可投資資產規模將達18萬億元，調查發現，他們熱衷投資境外市場及投資移民境外，境外資產規模近年以成倍速度增長，尤其是重點投資香港，一半境外資產集中在香港。而在投資移民方面，以美國為例，中國累積投資移民的人數最近5年的復合增長率達73%。
正是因為中國富人投資移民需求大增，導致很多國家提高投資移民門檻。比如澳大利亞更改的新移民法案中，提高了對投資移民家庭凈資產的要求，還對申請人所在公司的類別、年營業額、股份比例做了更為嚴苛的規定。加拿大也將投資門檻提高一倍，達到80萬加元。新加坡則從今年1月1日起將投資移民的金額由原先的150萬新元（約768萬元人民幣）提高到250萬新元（約1280萬元人民幣）。
中國現在發生的是前所未有的富人外遷潮。它有幾個促成因素：一個是金融危機之后，很多國家向新興市場的富人伸出了橄欖枝，例如中國富人去美國投資移民走的主要是“EB—5”通道。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兒女教育，新興市場的富人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全球化時代最好的教育。對于中國人來說，子女的教育方式往往會變成自己的一種生活方式，為了孩子的教育，富人們愿意丟棄所謂的鄉土情懷，選擇一種全球化的生活方式。在招行報告的移民原因調查中：“方便子女教育”、“保障財富安全”以及“為未來養老作準備”成為最重要的三大原因。
不過，這三大原因并非完全真實，尤其是“未來養老”，現金高達千萬的銀行客戶并不需要過度憂慮其養老問題，因為他們已經步入經常所說的財務自由行列。還有一種常見的誤解是這些富人外遷，是將新興市場的資產泡沫——（比如房地產）套現去購買發達國家的資產，然后去抄底發達國家較趨理性的資產。但實際上，大部分富人并非做了這種高拋低吸的操作，他們的境外資產購買一半集中在新興市場——香港地區，而香港的房地產一直處于升勢，并不便宜，談不上高拋低吸。
所以，不得不承認，“保障財富安全”是一個重要的原因。也就是說，富人會擔憂一些環境上的變化，從而形成一些悲觀的預期。而他們投身別處，主要是因為那些國家的制度環境能夠支撐他們形成穩定的預期。全球化時代，說白了就是一個相互選擇的時代，國民選擇祖國、祖國吸引國民。所以正確的心態，不是譴責一些富裕民眾在全球化時代進行自由選擇，而是應當完善國家的制度環境，不斷提高社會的公平性、消弭不同階層民眾之間的誤解、建立機會平等、著眼于包容性增長。
富人或者精英通過資產流動來套取不同制度間的“利差”，獲得更好的生活預期。而國家也可以通過制度進步，消弭不同制度間的“差距”，讓出去的國民又像候鳥一樣飛回來。成百億的合法資產流出并不可怕，沒有寬容的心態來對待它才是可怕的。一些精英移民到別的國家并不可怕，以為被一些精英丟棄，從而對國家變得悲觀自暴自棄才是可怕。毛主席說過，“革命低潮的時候一些人可以開小差，革命高潮的時候再歡迎回來”。一些富人或精英并不代表什么，它只是一種候鳥；“筑巢”才是一切，推動國家改革和制度文明建設才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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