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剛剛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在這個階段，要實現要素驅動向效率驅動的轉型，就需制定一套由“制度”、“政策”和“基礎設施”構成的動力組合。
“制度”是指個人、企業和政府三者互動、進而產生收入和財富的法律和行政框架。制度雖然不能直接導致增長，但制度的質量對增長的影響非常大，它對投資決策、生產組織、利益分配、發展戰略發揮較大作用。制度的質量有兩層含義，一是政府對市場 、公平和效率的態度，不同的態度將導致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政策將導致不同的產出；二是政府的效率，如果官僚主義和文牘主義盛行、腐敗低效和不透明等，都會降低經濟增長。
制度因素與制度環境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非常大，并且是不可替代的。這是因為，制度環境對宏觀和微觀經濟政策、對社會政策和公共政策產生直接影響。在全球化背景下，在未來中等收入國家的激烈競爭中，決定其勝負的根本原因之一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制度”，他們相互較量的實質也是“制度”�！爸贫取睂υ鲩L決定性作用與日俱增，依靠“制度”和管理等這些非物質生產要素驅動增長，意味著增長機制的深刻轉變，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說，“制度”可被視為生產力，“制度”的質量可被視為生產力水平；制度變遷推動經濟增長，經濟增長伴隨制度變遷。
在過去的十幾年里，以法制建設為主要標志的“制度”建設在中國取得了長足發展，服務型政府的建設與轉型取得了較大成就，為可持續增長創造了有利環境。在未來十幾年里，體制的活力與“制度”的優勢是決定增長可持續性與國際競爭力以及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
“政策”有四層含義。一是指宏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政策如果沒有較好的穩定性，就難以提供穩定的預期，增長就難以獲得可持續性，甚至停滯或倒退。例如，通脹管理能力較差，政策出現偏差，通脹預期就必然較高，就必然會導致商業周期紊亂，放大經濟的波動性。
二是指微觀經濟政策。反壟斷和不正當競爭、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和市場效率、企業財稅政策、治理污染保護環境，所有這些都是宏觀經濟運行的微觀基礎，否則，如果沒有良好的微觀經濟政策，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依然不能實現。這是因為，良好的微觀經濟政策對提高貨物生產和服務貿易的效率具有誘發作用，包括微觀經濟活動的質量和數量，相反，微觀經濟政策失當就會直接影響貨物市場和金融市場的效率，進而對經濟增長產生極大負面影響。
三是社會政策。社會政策如果不適宜，例如，初次分配不合理，二次分配就難以調整，兩極分化就難以控制，勞動的負激勵顯然不利于增長。再例如，勞動力市場的效率與彈性直接影響勞動力的流動效率和生產激勵，進而間接影響增長。如果勞動力從一個經濟活動迅速向另一個經濟活動轉移時成本較高，工資水平僵化，就說明勞動力市場僵硬，影響市場效率，進而影響增長。
四是公共政策。包括醫療衛生、國民教育、土地管理、市政建設等公共事務政策在內的公共政策在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之后，應認真反思和總結經驗，吸取以往一些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教訓，使之能夠適應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避免其成為制約增長的一個短板。總之，在以往的下中等收入階段，宏觀經濟政策對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但在微觀經濟政策、社會政策和公共政策的配套和配合等方面卻存在許多政策缺失，有些已顯得嚴重滯后；在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經濟社會環境和國民訴求等許多方面都有較大改變，對此應予以高度重視，積極跟進，否則，將有可能拖累增長，在這方面，深陷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發展中經濟體的教訓值得吸取 。
“基礎設施”有兩層含義。一是指交通道路、航空鐵路、電力和電話等市政建設的公共產品的提供。在下中等收入的“經濟起飛”階段，尤其在“十一五”期間，這些硬件的基礎設施投入較大、改善較快，尤其在金融危機之后，經濟刺激一攬子方案中加大了對包括農村在內的基礎設施投入力度，為進入上中等收入階段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
二是指社會基礎設施，即指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國民教育、金融服務等公共服務的提供。統計顯示，改善基礎設施可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區域貿易和國際貿易，既可促進增長，又可減貧。在這方面，韓國具有較多經驗，它通過改善基礎設施每年提高GDP大約1.4%-1.8%，減少不公平大約10%-20%。相反的案例顯示，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中，一半以上的國家其基礎設施的公共投入都有所不足，導致其增長乏力。例如，拉美對基礎設施的公共投入在20世紀80和90年代始終呈下降趨勢，從1988年占GDP的3%下降到1998年的1%，而這20年正是拉美經濟處于低谷的20年。巴西政府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加大了對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僅2007-2010年對基礎設施的投入就達5040億美元。于是，2003-2010年盧拉政府執政8年平均增長率為3.9%，最高年份2007和2008年分別高達6.9%和5.1%，而1990-2002年僅為1.9%。
在2010年的全球競爭力排名中，中國位居第27，但相比之下，基礎設施的單項競爭力排名僅為第50位。這說明，雖然中國在“十一五”期間包括交通運輸在內的公共服務的數量和質量都有很大改善，但與其他領域相比還是落后的，在效率驅動階段難以滿足社會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需求。同時也應看到，在中等收入國家中，中國基礎設施的得分情況要好于金磚四國和拉美國家的平均水平，這就為中等收入階段的效率驅動轉型和可持續增長打下了一個基礎 。
100多個中等收入國家布滿在通向高收入目標的階梯上。在這些中等收入國家的激烈拼殺競爭中，就個案而言，無論其“基礎設施”有多先進，自然資源有多豐富，勞動力資源有多充沛，他們都不是決定其最終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這個陷阱的決定性因素。充其量，這些條件只是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和通向高收入的充分條件，而必要條件是“制度”及其制定的“政策”，即“制度環境”和“制度建設”是具有決定性意義。
阿根廷是一個很好的案例：早在50年前就進入中等收入行列，資源稟賦十分優越，基礎設施也非常優秀，但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在其經濟增長的“動力組合”中，由于“制度”嚴重缺失，“政策”十分僵硬，阿根廷通向高收入的道路十分坎坷，步伐十分緩慢。
在“制度”層面，阿根廷在財產所有權保護、知識產權保護、公共基金的使用、政治家的公信力、司法的獨立性、政府官員決策的公正性、政府支出的浪費與腐敗、法律框架內解決爭端的效率、政府決策的透明度、政策服務的可行性等方面，受到阿根廷人和外國人的指責，這十幾個子項目競爭力的評價在全球139個經濟體的排名中均倒數最后（指排名在130名以后）；
在“政策”層面，阿根廷在農業政策的執行成本、商務貿易障礙的普遍性、海關執行程序的負擔、商業貸款的可獲性、商業競爭的本質、資本流動的障礙等6個微觀經濟政策的子項目排名中倒數最后；在勞資關系的合作態度、工資決定的彈性、聘用與解除職業關系的規則、勞動生產與工資報酬的關聯度等4個社會政策的子項目排名中也是倒數最后。須知，上述10個政策領域是構建貨物市場效率和勞動力市場效率的關鍵性指標。
此外，在全球139個經濟體排名中，阿根廷“屈居”第100-130名之間的子項目還有將近50個，他們均屬“制度”和“政策”的范疇。
阿根廷案例說明，第一，“制度”和“政策”具有相當的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在某種意義上說確已成為經濟增長的驅動力，構成一國核心競爭力的要件。這些“無形生產要素”甚至比任何其他自然資源更稀缺，比任何其他諸如勞動和資本的有形要素更不可替代。第二，正是由于“制度”和“政策”的嚴重缺失，導致阿根廷經濟增長的潛力難以釋放；它向人們揭示這樣一個提問：為什么阿根廷在中等收入這個陷阱里爬行了半個世紀至今還未出來，乃至成為世界之最？答案必然是：糟糕的“制度”和“政策”必然導致糟糕的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