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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3月份通脹達到5.4%，央行再度上調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達到歷史高位20.5%，此前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博鰲論壇表示“存款準備金率不存在絕對上限”，似乎暗示20.5%的高點并不為頂。
我們一直認為，管理層若能適度加息和升值，并配以數量型對沖，貨幣政策防通脹乃至滯脹的成效將突出而顯著。不過，市場普遍認為，管理層的政策信號可能并非是遏制通脹，而是強化對通脹釋放過程的管控，使通脹能在社會各界最低容忍度下有序釋放，而市場期待的是遏制通脹，如同政府期待房價理性回落一般。
事實上，自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就普遍采取了一種通脹刺激式經濟增長策略，如2009年以來許多國家和國際組織強調提高通脹目標水平。正是這種通脹刺激式經濟增長政策，為通脹乃至經濟滯脹埋下了難以避免的風險引擎；而中國巨額財金刺激的有效性，使中國自去年始進入了通脹乃至經濟滯脹釋放期。
具體而言，當前國內通脹早已借助近年來巨額的財金刺激計劃下形成了強大的勢能。即在國內儲蓄率并未隨巨額經濟刺激計劃而出現對應性增長下，有限的國內儲蓄率過度投資于近乎無利潤增長的重資產領域，抬高了各項要素資源成本，同時各級政府借助從正規金融機構融資的便利優勢，使基于最終消費的私人部門無法同臺競技地獲得足夠的經濟金融資源而面臨擠出效應。顯然，這意味著與居民生活密切相關的私人部門不得不接受更高的要素資源價格上漲，推高生活必需品價格，而在臨時價格管制下與最終消費者一起承擔了通脹成本。
顯然，這使得管理層現有的政策難題是如何管理好通脹釋放進程，使通脹能夠在社會各界可容忍的最低承壓底線下有序釋放，而非遏制通脹本身。畢竟，在通脹勢能業已成型的當下，國內儲蓄資源過度配置收益率較低，甚至無利潤增長的基建等領域，人民幣利率匯率等的任何快速上調都將弱化重資產與私人部門競爭經濟金融資源的能力，并抬高重資產領域的債務等壓力，導致銀行系統不良資產上升，經濟增長速度回落，從而引發經濟滯脹風險。顯然，這無疑牽制了管理層允許央行動用價格型貨幣政策手段的可能空間。
當然以管控通脹釋放進程的宏觀調控，只能更多借助發改委的結構性價格管控工具。是為當前發改委在臨時價格管制與防止價格管制領域出現供給沖擊間進行艱難平衡的根因所在。然而，臨時價格管制，既無法起到強制增加商品供給的效應，又無法消除過剩流動性和儲蓄負收益問題，因此缺乏貨幣政策支持，當前通脹乃至經濟滯脹就面臨進一步強化的態勢。
我們認為有效緩解日益累積的經濟滯脹風險，需最大限度地容忍經濟增長回落下，即刻啟動利率匯率市場化改革，以完善價格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適度加快引導利率和匯率水平回歸均衡狀態而防范經濟滯脹。殊不知，通脹釋放的可控性不可為更不能為，因為它是以扭曲經濟金融市場價格信號、強化而非消除經濟內外失衡為代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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