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傳統發展方式中就業的增加不過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副產品。在一般情況下，就業多伴隨著經濟的增長而增加，但在工業化和技術進步的不同階段，就業增加的程度和結構會有顯著的不同。在生產自動化和信息化的階段，技術構成和經濟結構會發生很大變化，農業比重大幅度下降，工業比重相對下降，勞動密集型工業向低工資國家轉移，而服務業的比重則快速提高。這時候，就業的增加主要依靠服務業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制造業。但在傳統的發展方式中，就業的確可以增加，但不過是拉動經濟增長的副產品，而且付出很高的代價。
首先，由于經濟增長更多地依賴要素投入，技術進步比較緩慢，活勞動有可能保持較高的比重。由于經濟增長更多地依賴基本建設和房地產開發，必然誘導投資品和建材工業粗放擴張，從而可以吸收較多的簡單勞動力。其次，由于經濟增長更多地依賴低工資、低報酬、低保障，企業可以接受較多的活勞動；且由于經濟增長更多地依賴出口加工業，勞動密集型的加工制造業占有較大比重，可容納較多的簡單勞動力。
但是，一旦增長速度下降，上述因素都會導致就業人數的顯著減少。如果是前者，減少的主要是建設領域和投資品領域；如果說后者，減少的首先是外向型的加工制造業。無論何種情況，受影響最大的往往不是城市職工，而是“農民工”。在增長速度比較低的情況下，如果是為了增加就業而拉動經濟增長，會有兩種情況：在不存在國際金融危機的情況下，將保持原來的就業結構；如果處在國際經濟衰退的環境下，能夠增加就業的主要是建設和投資品領域，而不是外向型的加工制造業。這時候，同樣會存在結構性的失業。
在傳統的發展方式中經濟的高增長遲早會導致通貨膨脹。在傳統的發展方式中，經濟的高增長離不開金融和信貸的強力支持，因而總是伴隨著信用膨脹和貨幣的超常供給，因而遲早會導致商品價格的上漲。
首先是投資品和建材價格的上漲，然后是一般工業品和農產品價格的上漲，隨后是勞動力價格和服務價格的上漲。開始是部分商品價格上漲，最后總是商品價格的普遍上漲。應當指出，把通貨膨脹的主因歸結為農產品價格上漲，或者說成是“輸入型通貨膨脹”，實屬倒因為果。我國農產品價格之所以大幅度上漲，多半是因為農資和工業品價格已經上漲。國際市場有些資源、能源和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主要是新興經濟體的經濟過熱和國際貨幣的過量供給造成的。把物價上漲說成是“通貨膨脹預期”的作用，也是不正確的。
沒有發生通貨膨脹的經濟條件，就不會產生社會規模的心理預期。在傳統的發展方式中，消除通貨膨脹意味著抽走流通中過多的紙幣，意味著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和信貸政策，因而也就意味著減少銀行信貸對固定資產投資、流動資金乃至投機資本的支持。這就勢必降低增長速度，勢必出現相關產業的產能過剩，勢必導致存在泡沫的房地產價格和股市價格下跌，勢必出現大量呆賬壞賬和金融風險，勢必導致速度型財政收入的減少。所有這些都是地方政府、企業、銀行、投機者所不愿接受的。因此，治理通貨膨脹會遇到很大阻力，經濟的高位運行和帶病起飛往往難以避免。
改變經濟增長與就業和通貨膨脹之間的不正常關系必須轉變發展方式。
在傳統的發展方式中，速度是核心目標，就業和貨幣供給都服從于速度，速度、就業、通貨膨脹之間是一種不正常的關系。雖然提高速度可以增加就業，但代價很高，而且遇到了產業結構扭曲的限制；從長遠來看，并不有利于就業的增加。提高速度必然以通貨膨脹為代價，如果不是因為居民消費能力過低，表現出來的通貨膨脹還會更加嚴重。如果傳統的發展方式不能轉變，所謂三者的“有機結合”，不過是在速度、就業、通脹之間維持一種消極的不穩定的平衡，不可能根本改變速度、就業、通貨膨脹之間的不正常關系。
但是，這種非良性循環是可以改變的，根本出路是轉變發展方式，“走出一條光明道路”，即科學發展之路。一旦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就不必提出必須確保的增長速度，增長速度就不過是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結果；居民消費就不再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手段，而是目的本身；充分就業和保持物價穩定，就成為這一目的的題中應有之義。
隨著發展方式的轉變，就業可以正常地、結構合理地增加。隨著產業結構和技術構成的變化，我國就業的進一步增加，更多的不是依靠第二產業和生產性服務業，而是第三產業中的居民服務業和消費服務業。
目前影響我國就業增加的重要因素是產業結構不合理，服務業比重過低（和發展程度近似的國家相比，低了20個百分點左右），且內部結構不合理。服務業比重低的原因主要不在城市，而是“三農”過分落后。落后必然導致：農村社會分工程度很低，對服務的需求很少；居民收入水平很低，對服務的購買力很小；農村城市化水平偏低，大量的人口分散在一個個孤立分散的村落，服務業難以形成社會規模，也增大了服務成本。如果城鄉協調發展，就可以逐步改變這種狀況。這樣，就業的增加就不是過分依賴高速增長，特別是外延式擴大再生產，而是依賴經濟結構合理和協調發展，依賴居民收入的增加和社會保障的充分。同樣，隨著發展方式的轉變，通貨膨脹就不會成為經濟增長的條件。一方面，貨幣政策不再直接服從于經濟增長的要求（雖然正確的貨幣政策有利于經濟增長）；另一方面，經濟增長最終取決于國內居民消費需求的增加，而不是投資和出口，社會就不會要求銀行過量貸款。
目前，居民消費需求的增加，離不開國民收入和經濟資源的合理分配。首先是提高勞動者報酬和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重；其次是提高社會保障的程度；再次是把居民存款利息率保持在合理水平（至少不應當出現負利率）。
但是，由于傳統的發展方式根深蒂固，轉變這種發展方式必然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而且也需要付出一定的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