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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問題，關乎國計民生，涉及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去年下半年以來，國內物價幾度上漲，今年政府遂將“穩定物價總水平”當作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各相關職能部門為此摩拳擦掌，如農業部加大農業生產和供應；建設部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設力度，從市場和行政兩個方面提升房地產調控力度；貨幣供應不斷出臺緊縮性政策，數量型與價格型的政策工具輪番上陣；而處于抗通脹最前沿的發改委最為忙碌，不時出臺包括“不準電煤變相漲價”、“約談日化企業”等行政措施在內的各種措施穩定物價等等。
不過，仔細梳理近期各部門出臺的抗通脹措施，筆者認為，雖然中央政府認識到必須努力消除輸入性、結構性通脹以及貨幣流動性過剩等不利影響，消化要素成本上漲壓力，并正確引導市場預期，抑制價格上漲勢頭，但由于受所處內外環境不同、部門職責分工不同、溝通協調機制不全以及思考角度不同，不同部門甚至同一部門所出臺的部分措施，在實施過程中有點各自為政、不夠統一和協調。打個比方，這有點像金庸武俠小說《射雕英雄傳》所提到的一門武學絕技“左右互搏”那樣一心二用，同一個人的左右手同時使用不同的招數，結果是政策措施效果被對沖掉了，致使整個抗通脹政策的整體效果無法達到“帕累托最優”的狀態。
首先，不同部門之間出臺政策時不夠統一和協調，“左右互搏、相互對沖”。明顯的例子是，從去年開始，央行通過9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4次加息進一步收緊銀根。尤其后者，是在不到半年時間內完成的，這對于控制物價、防止通脹無疑是很給力的。與此同時，央行的信貸控制也頗為見效。數據顯示，2月我國新增信貸規模5356億元，比1月的1.04萬億元大幅減少了48.5%。多家機構據此預測，3月新增信貸規�；蛟S將壓縮至5000億元左右，增速繼續放緩�？梢哉f，這些措施對從源頭上控制物價至關重要。因為，通貨膨脹本質上是貨幣現象，欲想防止通脹，首先是控制貨幣發行。不曾想，這邊剛一加息，那邊就宣布提高汽油、柴油零售最高限價，理由是受中東、北非特別是利比亞局勢動蕩影響，國際市場油價繼續大幅攀升。當然，作為一個石油對外依存度超過55%的石油消費大國來說，國際油價大幅上漲后國內油價肯定有上調的必要和壓力，筆者贊同成品油價格上調。不過，對調價選擇的時機，筆者卻覺得有值得進一步商榷的必要。因為眼下正是抗通脹、管理好居民通脹預期的關鍵時刻。石油畢竟是基礎性產品，是其他行業的血液，油價的上漲必然會通過價格的傳導機制擴散到所有的商品，尤其是農產品。現代農業是高耗能產業，從生產、加工到運輸，要消耗很多石油產品。所以，國內油價上調最終必然增大產品生產、運輸成本和居民生活成本，遂使得消除通脹形成中的成本因素變得更加困難，在某種程度上變相對沖掉了加息所帶來的抗通脹效果。
其次，對不同行業、不同商品價格上漲采取的政策措施不統一，也是“左右互搏、相互對沖”。
3月中下旬，市場傳聞稱聯合利華、寶潔、納愛斯、立白等日化企業將全面上調洗滌類日化用品價格，價格主管部門及時干預，采取“約談主要日化企業”等方式，暫時平息日化漲價潮。與此同時，價格主管部門還對近期白酒價格輪番上漲提出了批評，要求上半年價格必須保持穩定。政府部門對穩定物價的決心巨大，但眾所周知，日化企業漲價的根本原因在于原材料價格和人工工資水平上漲、企業生產成本提高。一邊允許油價上漲，致使生產成本進一步提高，而另一邊強行壓住日化企業上漲的苗頭。前者難免會部分對沖掉約談企業的效果，并讓外界對白酒的未來漲價幅度產生更高猜測。
還有，對抗通脹，究竟采取何種手段，是偏重市場手段還是行政手段，也不夠統一和協調。在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加息、出臺房價調控目標、約談想漲價企業、嚴格控制生活必需品價格的上漲等手段中，有不少是行政手段，這有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不夠健全以及本輪通脹形成因素復雜等原因。采取市場手段抗通脹，效果往往難以立竿見影，所以需要以行政手段輔助之。但是，千萬不要認為行政手段是抗通脹的萬能鑰匙，如果不徹底消除導致通脹形成的市場性因素，即使通過行政手段暫時壓制下來的漲價動力，遲早還會以更大的幅度爆發出來。
無論如何，筆者認為，通脹膨脹本質上是市場形成的，最終還得依靠市場手段來解決，行政手段只能起到添磚加瓦的作用，當盡量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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