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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談”正在成為中國抑制通脹的順手利器。自不久前國家發改委“約談”聯合利華等日化企業，要求其暫緩漲價之后，有關酒企也隨即被“約談”。益海嘉里近日也傳出消息，該企業已經二度被“約談”。在今年兩會前夕，益海嘉里等４家企業就曾被要求４個月內不得上調小包裝食用油價格。而據媒體所透露的最新動態，４月２日這天，國家發改委還約談了飲料、奶業、糖業、酒業等１７家行業協會。
如此大面積的“約談”，一方面自然體現了相關部門穩定物價、關注民生的決心；但同時產生的負外部效應則是，客觀上也強化了通脹預期，從而與抑制通脹的本意背道而馳。正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行政手段干預物價的雙刃劍效應，目前尚難判斷之于抑制通脹會產生何種結果。直觀而言，調控部門可能樂觀成分居多，他們可能不太相信此輪通脹會是一個相對長期的過程。因此，行政手段的運用出現加速而堅決之勢，立基于通脹高點很快就會出現并逐漸滑落。實際上，之于ＣＰＩ運行的判斷，市場普遍認為將在年中出現峰值。３月份的數據將在本月１５日發布，目前大多認為ＣＰＩ將會“破５”。難道通脹的強弩之末已為期不遠了嗎？但愿如此。
至于“約談”，當前爭議頗大。盡管從字面理解，這種方式有別于行政命令式的干預，實際上卻幾無差別。當然從抑制物價進而“維穩”人心來看，“約談”也頗有效用。但“約談”可以鎮痛，卻也有可能讓短痛變成長痛。正因此，有必要對“約談”應對通脹的效用進行認真分析。
而就對市場格局的影響看，“約談”潛在的因素不容忽視。也即，它有可能助力一部分企業搶占市場份額，而讓另一部分企業失掉市場。
“約談”不可能是無償的。其“有償性”或曰成本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于被約談的企業和行業，會有一定的補貼。中糧集團、益海嘉里等最先被約談的企業，就獲得了低于市場價的“定向銷售”。雖然可能不足以彌補企業虧損，但企業所獲得的無形的政府資源，卻注定是一筆可觀資產。而這，也正是“約談”成本體現的第二個方面。“約談”的運作思路很明確，抓住有市場定價權的龍頭企業，以有限的成本付出換來整個市場的價格穩定。
可是，這種成本究竟是否“有限”，尚不能一概而論。企業能夠獲得補貼，看似是為其承擔社會責任付出的合理補償，實際上卻是以行政手段強化這些企業的市場競爭力。自相矛盾之處在于，如果說被“約談”企業承擔了社會責任，那些未被“約談”的企業是否就全然沒有承擔社會責任？假如沒有“約談”，那些有市場定價權的企業的社會責任又體現在何處？對于能夠被“約談”并獲得政府補償，未獲此“殊榮”的企業已經嘖有煩言。很顯然，“約談”使得在同一個市場環境中的一部分企業獲得了政府資助，而另一部分同樣服從了行政干預的企業不僅一無所獲，還承擔了市場以及行政干預的雙重壓力。
如果一定要以行政干預市場定價，最好能用明確的方式表明，這樣對所有企業是平等的，企業所處的市場環境是統一的，市場的競爭機制沒有被破壞；而“約談”這種看似同企業商量的尊重市場的辦法，其實就是以相對軟性的方式行干預之實。但不言自明的干預卻蘊含了畸輕畸重的市場不公，它使得在一個原本不利的市場環境中，強勢企業強者更強，弱勢企業更為不堪。
政府不是不可以補貼企業，關鍵在于如何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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