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方都認為央行這次加息符合市場的預期，只是推出的時間點被市場普遍解讀為央行擔憂3月通脹數據可能沖高。對于3月的CPI數據，眼下機構的普遍預測是過5％毫無懸念，最高的已看到了5.3％左右。主流經濟學家在今年初曾明確預測，通脹會在今年6至7月達到峰值，然后逐漸回落。但是，隨著我國經濟面臨的內外雙重經濟環境的變化，上述預測是否依然成立，似乎值得進一步推敲了。最起碼，在國際食品能源價格超越2007年峰值的外部背景下，我國的通脹形勢或許變得更加不容樂觀。
進入2011年之后，法定準備金率已經上升至20％的歷史高位，而利率也在堅定有效地持續上升。對社會上任何漲價的苗頭，發改委更是不辭辛勞，東奔西走，抓緊與相關各方會商協調。在相關部門的一再協調之下，有關企業原本擬定的調價行為被暫時推遲了。大家都看到，為了遏制住通脹這匹野馬，政府已經盡了現階段最大的努力。不過，事情還有另一方面。在動用政策組合工具控制通脹的同時，還得高度關注這些政策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會如何。治理通脹無疑是首要目標，但我們也得設法盡可能減少治理過程中對實體經濟可能產生的負面作用。2008年上半年由于政策緊縮過度而在下半年開始緊急政策轉向，留給我們的教訓已經很深刻了。
從宏觀數據來看，三月PMI盡管改變了今年頭兩個月下降的頹勢，同比增幅卻是最近六年最小的一次，而制成品的庫存增加，則給下一階段的市場帶來顯著的去庫存壓力。毫無疑問，實體經濟的增長速度已確確實實在減緩，在這種敏感時刻，政策下一步的執行力度，會對整個經濟的后續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必須慎之又慎。如果追根溯源，沒有2008年政策上過度的緊，就沒有2009年政策的過度松，也就沒有從2010年至今的緊縮政策了�？梢�，在過去的一個經濟周期中，政策并沒有產生平抑周期的作用，至少在經濟政策的前瞻性上面，似稍有欠缺。因此，在當下這個敏感時刻，必須高度關注實體經濟的下一步走勢。
在當下的國際經濟背景下，美國評級機構再次調低了葡萄牙的國債等級，使得市場對歐洲經濟的復蘇又增添了一層疑慮。而美國自身的經濟雖已看到逐步好轉的苗頭，但是復蘇的基礎尚不牢固，住宅價格和失業率常有反復。再加上日本市場遭受地震海嘯等自然災害的影響，我國的外需存在相當大的壓力。出口引擎對于我國經濟增長的牽引作用明顯地下降。誰都清楚，調整經濟發展結構是我國“十二五”規劃的題中應有之義，而在內需尚未真正啟動之前，外需這個重要經濟引擎的疲軟，將極大地增加我國經濟陷入“滯漲”風險的可能。
中央的調控政策正在產生積極的效果，而大家也看到，這次政府調控決心之堅定可以說前所未有。這次配合經濟轉型的一系列調整措施，其對我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怎么評估都不為過。只是在貨幣政策收緊的同時，又不能傷害經濟的增長潛質。放棄單一的以經濟增長速度為經濟發展目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放棄經濟的增長。要實現結構合理、高效環保的經濟增長方式轉換，我國的經濟增長必須在一個合適的速度基礎之上。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經濟結構轉型所必需的社會安定和緩沖。
在前進中解決發展的問題，是我國經濟過去三十年的寶貴經驗。在我們下一步的發展過程中，這一點，無論如何仍然需要堅持。根據國外經濟學家Barry
Eichengreen等人的研究，當人均收入接近15000美元的時候，該國的全要素增長率會出現一個大幅下降的過程。這主要源自于人口紅利和農村勞動力釋放的枯竭。我國的經濟無疑正在經歷人口結構的重大轉變，在這個重要的關口，宏觀調控政策所需要考慮的因素也就應更為全面。
筆者認為，我們在堅定不移執行宏觀調控政策、調整經濟結構、控制資產泡沫的同時，也應同時引入政策對沖因素，對緊縮政策有可能給實體經濟帶來的負面效應形成政策的緩沖。比如，盡快動用各種政策，把居民的收入增長列為重點工作目標。居民收入不增，啟動內需終究是無源之水。溫總理在今年“兩會”前就已在網上與公眾溝通時談到了增進居民收入的稅收改革方向，相關部門應加快執行的速度和力度。通過發揮稅收的二次收入分配功能，切實降低中國居民的有效稅負。國有壟斷部門的企業也應加大對國家的紅利上繳力度，增加國家對全體國民保障的覆蓋范圍和力度。這樣，將從根本上有助于藏富于民愿景的早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