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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差距的問題廣泛存在于世界各國經濟發展的進程中。英國作為一個工業國家，其收入差距的現狀具有低收入者呈群體性分布和地區之間差距突出的特點，英國政府主要依靠財政措施來調節收入分配。通過建立較完善的個人所得稅、社會保障稅、遺產稅等稅收制度，發揮不同稅種之間協調配合的調節功能；通過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如推出《國民保險法》、《國民健康服務法案》等，有力調節了不同群體之間的收入分配差距；通過由中央政府承擔義務教育大部分經費，實施“稅收資助撥款”等措施，充分發揮義務教育的調節功能；采取反貧困措施，通過制定特別地區法案，以財政措施援助高失業率的特區，從而使收入分配差距的均衡調節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作為北歐福利國家的代表，瑞典、芬蘭等國在收入分配方面具有不同群體之間收入差距較小、收入均等化程度較高的特點，這與它們在促進經濟增長同時所采取的調控措施密切相關。在初次分配中，它們采取三方——企業、勞動者行業協會組織和政府——相互制衡的工資決定制度，實現了不同企業、行業之間工資水平及增長的穩定性；在再分配中實行不同群體享受不同社會保障的制度，如芬蘭政府提供了醫療和健康保險、家庭補貼、失業補貼、就業保險和養老保險等五類社會保障，以涵蓋不同年齡層的全體公民；此外，北歐國家采取了促進就業的積極政策，加大擴大就業的財政投入，從而較大程度地縮小了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
通過對西方國家調節收入分配措施的梳理，可以發現，社會公平的理念貫穿于政府的諸多制度和政策之中。稅收制度、公共支出和公共管制是政府可以選擇的政策調節工具，制定合理的稅收體系有助于調節貧富群體之間的收入差距，而加大社會保障、義務教育等政府支出則可在較大程度上實現“濟貧”的功能。公平與效率并不相矛盾，提供足夠充裕的社會福利政策，并不意味著忽視效率，這也需要政府在實地調查民情民愿的基礎上，做出符合地域全面發展、居民幸福生活所需的調節政策。同時，政府還應注重公平支出的效率，加強對社會保障資金流向的監控，防止過寬過高的公共福利所易導致的“養懶漢”、“大鍋飯”現象。制定合理的收入分配政策、建立趨向均等化的收入格局將會為現代經濟社會的運轉提供重要的穩定基礎，也更有助于形成有序的社會秩序，建立起經濟持續增長與社會環境建設之間的良性循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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