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間金融正在進行最后的狂歡。
高利貸無孔不入，成為民間金融的常態，以摧枯拉朽之勢，掃蕩著中國的實體經濟。媒體披露，溫州民間高利貸月息最低4分，最高月息1毛5，是銀行貸款利率的幾十倍，超過歷史上任何一個瘋狂年景，除了販毒、洗錢、賭博、在證券市場有特殊渠道的公司，沒有任何一家正常經營的企業能夠承擔得起這樣的資金成本，這樣的利率等于在逼實體企業自殺。根據筆者了解的情況，不只是溫州，其他各地的情況大同小異。
高利貸并非民間個體借貸者們的專利，散兵游勇的時代已經過去，取而代之的是集團軍作戰。其中穿針引線的是擔保公司、投資公司、地下錢莊等，這些公司或者通過與銀行的關系，使銀行既成為融資來源，也成為項目接盤者。擔保公司離開銀行基本獨木難支，按照規定，擔保公司必須和銀行合作，向銀行打入保證金獲得銀行認證后，擔保公司才可以通過銀行將保證金放大5倍，給相關方進行擔保。業內人士介紹，“相對于正規擔保公司行業而言，‘黑擔保’的利潤能多起碼30倍”。
一些小額貸款公司與融資租賃公司或者發放高利貸，筆者曾經擔心小額貸款公司只貸不存，難以為繼，遭到了地方企業家的嘲笑：如今，小額貸款公司的牌照就是進入高利貸市場的掩護，誰還會用四倍的利率規規矩矩地向實體企業貸款呢？
一些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異化為高利貸公司，成為附著在經濟肌體上的吸血鬼。根據2008年年中的數據，溫州工商注冊的擔保公司有近200家，但各級經貿委備案的擔保公司只有40余家，之所以不去經貿委備案，是怕被主管部門監管，無法進行暗箱操作。在毒性土壤上，民間金融機構沒有成為中國民間金融健康發展的催化劑，反而成為民間金融惡化的罪魁。
高利貸盛行之時，就是實體經濟大規模倒閉之時。
以高利貸盛行的2008年為例，飛躍集團邱繼寶、金烏集團董事長張政建都倒在高利貸之下，據當時臺州市發改委緊急組織的一份民間融資情況調研顯示，2008年一季度臺州市規模以上企業虧損1111家，虧損面達到20%，虧損企業虧損額為3.09億元，增長55.7%……再看最新的數據：2010年，溫州市有2000多家企業被吊銷營業執照，半數為制造業及關聯企業；溫州制鞋企業從2003年的4000多家，下降到目前的3000多家；溫州緊固件行業近幾年已消失的企業超過上千家；溫州金屬打火機行業企業從鼎盛時期的500多家，減少到僅剩100家。浙江的實體經濟空心化十分嚴重，或許會造成失落的十年。
高利貸資金流向高贏利的特殊行業，比如地下賭場，而另一些則流向某些特殊目的公司，如一些企業要進行規模擴張進軍資本市場，通過銀行掩蓋了真實負債率，爭取一朝上市之后還清所有債務。更有甚者，高利貸不是貸給誰的問題，不是投資到什么領域的問題，業已成為一場以較為廉價的資金追逐高價資金的釣魚游戲，錢本身成為惟一的標的物。
高利貸已經成為經濟鴉片，讓大眾不能自拔。據中國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去年的一項調查顯示，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受調查企業參與了民間借貸。如果浙江富姐吳英因為非法集資判死刑，不知道目前甚囂塵上的高利貸風潮會使多少人身陷囹圄？更可怕的是，黑社會化的趨勢加重，筆者在一些縣城看到當地人住高級賓館，被告知是高利貸者豢養的護院家丁，一旦高利貸無法收回，就是家丁出門之時。
瘋狂的民間地下金融已經有盤崩趨勢。在一篇題為《溫州經濟出大事了，幾百億高利貸跑了》的文章中，作者披露：
“隨著今年金融資金的控制，在溫州有資產抵押無絕對關系是貸不到錢的，大部份的錢都被銀行信貸負責人勾結擔保公司給貸走了，銀行職工一年工資幾十萬，與擔保公司合作，每年最少賺上千萬。所有在溫州開設分行的各大銀行，只要與信貸有關的員工，都與高利貸的擔保公司有關。
在溫州辦企業必須保證每年30%的利潤，否則利息付不出，只能跑路，所以今年跑了已知的七個企業，但產生了連鎖反應，間接逃了七十個，其中跑路的有建行、深發行、交行、工行、溫州商業銀行等信貸負責人，牽涉到金額約幾百億元。”
該文內容未經證實，但從利率之高、實體經濟之低迷，可以從側面得到佐證。同時也證明溫州等地通脹早已到達無以復加的地步。如今實體經濟資金池，緊縮到如大旱期間的鱷魚池，自相殘殺。如果政府還不能建立公平的投資市場放寬資金投資渠道，如果還不能建立篩選出誠信高效企業聚攏資金，金融市場的崩潰將不可避免。（原載4月8日《每日經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