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不久前，三大礦山之一的力拓集團高層拜訪國家發改委，力拓方面稱鐵礦石談判屬于商業行為，漲價是市場造成的。但發改委則回應，中國尊重市場規則，鐵礦石價格有市場因素的影響，但供方的利潤和盈利水平是需方的20倍，就絕不僅僅是市場的因素，而是高度扭曲的市場下的產物。
顯然，鐵礦石開始引起高層的密切關注和重視，已經呼吁了三年的將鐵礦石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的建議，也可能將會得到高層的正面回應。
就目前的實際情況而言，筆者認為，解決鐵礦石問題的核心，并不在是否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而在于如何爭取話語權，如何在鐵礦石談判中有更多的說話和發言的機會。因為，即使將鐵礦石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目的也是為了爭取鐵礦石談判的話語權。
眾所周知，中國雖然是最大的鐵礦石需求國，但是，卻在鐵礦石談判中，基本沒有話語權。沒有話語權，就意味著只能任人宰割，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別人拿巨額利潤，而自己只能拿小額回報，甚至倒貼。
中國在鐵礦石談判中的話語權問題，經歷了這樣兩個階段，一是在市場有利于需求方時，中國沒有認識到話語權的重要，放棄了對話語權的爭取，導致話語權旁落；二是在認識到話語權重要時，市場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話語權已經明顯不利于需求方，要爭取話語權已經比登天還難了。可以這樣說，鐵礦石談判話語權的旁落，責任不在別人，而在自己，在于我們根本就沒有認識到話語權的重要。
那么，如何才能使已經旁落的話語權重新回歸，或者在目前的被動狀態下，盡可能地爭取到一些說話的權利呢？調整談判機制，建立政府、企業和相關行業組織共同參與的談判機構，是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
現行談判方式，是以中鋼協為談判的組織和協調者，直接談判的則是寶鋼。其中，中鋼協扮演了政府和行業協會兩大角色。這樣的談判架構和方式，在鐵礦石市場買賣雙方力量比較均衡的情況下，還是能夠發揮一定作用的。但是，在力量已經出現不均衡狀態、明顯有利于供應方的情況下，就明顯不足了。因此，調整和完善組織架構，增加政府在鐵礦石談判中的分量，可能有利于調整和改善談判雙方力量過于不均衡的狀態，使中方在鐵礦石談判中增加更多的話語權和發言權。從這個層面來看，國家發改委在接待力拓集團高層時的一番話，還是適時的、恰到好處的，也為下一步鐵礦石談判打下了一個比較好的鋪墊。
雖然力拓集團有關人士聲稱，鐵礦石談判屬于商業行為，但事實上，在澳大利亞等國，在鐵礦石問題上，早已出現了政府的影子。尤其是在中鋁公司收購力拓集團股份問題上，如果沒有澳大利亞政府背后的支持，力拓集團是不可能毀約的。所以，政府以適當的方式參與或干預鐵礦石談判，也是必須的、必要的和可行的，是不需要經供應方同意的。
政府的參與與干預，雖然可以為鐵礦石談判增加一些砝碼，但是，卻未必能夠左右鐵礦石談判的結果。畢竟，需要鐵礦石的，不只有中國一個國家，而中國企業對鐵礦石需求量的過大，競爭性過強，也從另一個側面在幫助供應商控制話語權。所以，如何穩定需求、減少因為需求過量而造成的惡性競爭，也是必須認真研究和解決的問題。
要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調整和優化鋼鐵行業的結構，改變目前產能嚴重過剩的現象，將規模較小、技術含量較低、對鐵礦石消耗過多的小型鋼鐵企業，堅決關停并轉。否則，增收資源和能源消耗特別稅，迫使其關停并轉。以通過鋼鐵行業結構的調整、規模的壓縮、利用率的提高，減少對鐵礦石的需求量，從而達到爭取話語權的目的。
同時，要努力適應鐵礦石供應改革帶來的市場變化和供應格局變化，主動應對和參與鐵礦石市場的金融化，力爭通過早參與這項改革、早加入到鐵礦石供應金融化的行列，將旁落的話語權再爭取回來，避免再次出現沒有話語權的被動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