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到底是首都。在絕大多數地方政府把“降房價”目標搞成“漲房價”目標的時候，北京保持了“光榮的孤立”，提出“降房價”目標——雖然究竟降多少北京也沒敢說。也就是北京，挪到其他任何一個地方政府身上，在大家都提“漲”的時候，你提“降”，將把大家置于何地？多一分良知，多一分政治覺悟，多一分擔當，北京不愧是“首善之區”
。
如果都提“漲價”目標，公眾除了表達滿腹的失望，也沒什么好說的；現在是“一降對眾漲”，“北京對全國”，矛盾鮮明而突出，更加刺激公眾的神經。
今年全國“兩會”前夕，溫家寶總理與網友在線交流時表示，“你們（房地產商）的身上也應該流著道德的血液。”北京的“光榮孤立”給我們提出另一個問題：在調控房價的問題上，地方政府是否流淌著“道德的血液”？
在房地產調控問題上，中央挑了3副擔子：減緩民生痛苦、保持經濟健康發展、維持地方政府的必要財政收入；地方政府也挑了上面3副擔子——不過順序倒過來了：維持地方政府的必要財政收入、保持經濟健康發展、減緩民生痛苦。這就是中央和地方，北京和全國在地產調控問題上認識和態度有所差別的根本原因。
降低房價等于從地方財政身上剜肉，必然有一番或明或暗、或軟或硬的抵抗，讓他們如何流淌“道德的血液”？地方政府也有自己充足的理由：地方有一堆事權，卻沒有相應的財權，讓我們怎么辦！
這就涉及政府職能和行政費用問題了。中國地方政府不僅要提供公共服務，還負有主導當地經濟發展之職能，有“收錢”和投資的權力和使命。至于收上錢后，多大比例用于經濟發展，多大比例用于支付行政費用，這就“靈活掌握”了。
在可以預見的將來，中國地方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格局不可能發生根本性改變，地方政府仍然需要籌集一大筆資金投入生產經營。而行政費用應該是可控的，并且應該逐步降低。但各級地方政府究竟有多少公務員在“行政”？他們的收入如何？他們在“行政”時產生了多大的費用？哪些費用是“必須的”，哪些資金是浪費的？我們并不清楚。公共服務、發展經濟、行政費用，這3筆錢攪和在一起，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在面臨壓縮開支的要求時，能祭出“我收錢是為了發展經濟、改善公共服務”的大旗來抵抗，讓中央和公眾毫無脾氣。
所以，房地產調控在地方政府環節受到抵抗，本質上不是經濟問題，而是政府職能問題，是有限行政和約束行政的問題。如果不能有效地約束地方政府的私利蔓延，有100條經濟層面的房地產調控政策，地方政府會有101條對策在等著。不信我們就繼續往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