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著經濟快速增長，我國正由中低收入國家邁向中高等收入國家。與此同時，新階段的發展面臨諸多挑戰，消費率持續走低、收入不平等、經濟社會發展不協調、可持續增長的內生動力不足等問題凸顯，防范“中等收入陷阱”的需求上升。在這樣的背景下，構建以公平為取向的社會福利制度對促進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據測算，2005年我國城鄉居民用于教育和醫療等服務的額外支出對其他商品和服務消費產生的擠出效應達到5810.7億元。居民用自身的收入來支付快速增長的教育、醫療、社保等支出，抑制了居民的其他消費需求，強化了自我保障的預期，降低了當期的消費傾向。而提供穩定和有保障的社會福利服務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和消費傾向，從而提高居民消費率。因此，構建消費主導的發展模式，迫切需要完善社會福利制度。
而要促進支撐經濟長期發展的人力資本的發展，更迫切需要完善社會福利制度。隨著我國人口紅利向“劉易斯拐點”接近，產業依靠廉價勞動力擴張的條件將不復存在，人力資本將成為制約我國持續發展和邁向更高階段的短板。教育、醫療等社會福利服務對人力資本發展具有最直接的影響和作用。據2007、2008年中國人類發展報告，過去40年世界經濟增長中的8%至10%來自于人們的健康狀況得到改善的貢獻。對欠發達國家而言，初級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投資的估計回報率分別為23.4%、15.2%和10.6%。有研究表明，我國政府每增加1元農村教育投資，可使農牧業產值增加8.43元。從人力資本的角度看，需要盡快完善現代社會福利制度，以增強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
更現實、更棘手的問題是，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不同階層的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統計數據顯示，1978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2.6倍；2009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3.33倍。2008年，上海城鎮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甘肅城鎮家庭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43倍；上海與甘肅的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差距4.2倍。據專家測算，從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的10%的人群和收入最低的10%的人群間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了23倍。據勞動學會公布的數據，年收入1萬元左右的低收入階層占勞動就業人口的80%。對此，迫切需要建立對收入分配具有正向調節作用的社會福利體系。
從國際經驗看，社會福利制度既需要強調和強化其在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方面的作用，也要注重福利的水平適度、符合國情。智利等拉美國家在上世紀80年代啟動了社會福利制度的市場化和私人化導向的改革后，福利制度的逆向分配效應顯著，加劇了本來就過大的收入差距，經濟社會發展嚴重不協調，進一步將發展“鎖在”（lock-
in）在中等收入階段。在過往的數次危機中，這些國家也表現得更為脆弱，人們的生活容易受到危機的沖擊和影響。挪威等北歐國家采取了以服務標準化與均等化為重要特征的“福利國家”模式，這些國家的人均GDP指標和人類發展指數排名多年來居于世界前位，收入差距處于世界最低水平。但是高福利也使許多人陷入了對福利制度的依賴，高稅收成了北歐企業的沉重包袱，直接影響了經濟發展的速度，更重要的是，老齡化給高福利模式帶來了沉重的財政負擔，福利制度對實現代際公平造成巨大挑戰。
從正反國際經驗中，我們摸索出的構建我國現代福利制度的現實路徑是：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首先，基本公共服務是社會福利的重要內容。社會福利包括教育、醫療、就業、社會保障等公共服務的內容�；竟卜⻊帐潜Ｕ先说幕旧嫘枰突倔w面的服務，包括基本就業保障、基本養老保障、基本生活保障、基本的教育和文化服務、基本的健康保障等。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個社會基本公共服務的范圍會逐步擴展，水平也會逐步提高。
其次，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路徑建立現代福利體系框架，相當于確立了以公平和可持續發展為取向的福利體制改革道路。政府可以通過擴大基本公共服務支出、調整支出結構來促進國人發展的起點公平，提升人力資本，可以通過提高農村、落后地區、困難群體的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公共就業等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縮小財富和收入分配差距。
此外，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路徑重建社會福利體系，也可以防止民粹主義和福利過度的錯誤。我國才剛跨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人均GDP、居民人均收入、人均財政收入等指標仍然很低，仍然是人口總量最大的發展中國家，這樣一個基本現實，決定了我國建設福利體系只能從最緊需的基本公共服務入手，以均等化為導向，建立一種水平適中、覆蓋全體居民、基本社會福利均等化的福利體系。
筆者以為，未來5到10年，應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與轉型的戰略機遇期，我們理應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現實路徑，逐步建立起以公平為取向的現代社會福利的基礎制度。“十二五”時期，尤應加快構建統一的公共服務制度體系和基本公共服務最低標準體系；加快以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導向完善公共資源配置機制，建立二次分配向低收入群體傾斜的長效機制；盡快完善不同群體利益表達、利益訴求和利益協商機制，在改善社會自治機制上取得突破；最重要的是推進政府轉型，明確中央與地方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上的職責分工，按照公共服務事權與財力相匹配的原則推進財政體制改革，建立以公共服務為主要指標的政府績效考核機制與問責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