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目前我國通貨膨脹的形勢來看，基于需求管理的貨幣政策顯然對于供給方面的成本推動和輸入型通脹無能為力。作為投資主體的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更多地追逐經濟資源的控制權，對利率變化不敏感；而眾多民營中小企業對銀行貸款依賴較多，輕微加息就會造成它們經營成本的大幅變動。加息使得資金回流、儲蓄增加，這與我國正在進行的擴大消費需求和發展資本市場目標相悖。財政政策強調“有保有壓”，在結構優化方面能夠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保持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是今年我國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目前催生物價上漲的各種因素仍然存在，高房價、資本品炒作未見明顯緩解，未來通貨膨脹壓力依然不小。為此，央行繼續加大流動性回收力度，貨幣政策進一步趨向緊縮。然而，貨幣政策的獨角戲總有唱完的一天，面對我國當前的通貨膨脹，財政政策應該提早擔當重要角色。
雖然貨幣主義者認為通貨膨脹任何時候都是一種貨幣現象，治理通貨膨脹理應由貨幣政策發揮主要作用。但是，從目前我國通貨膨脹的形勢來看，基于需求管理的貨幣政策顯然對于供給方面的成本推動和輸入型通脹無能為力。同時，即便在其最為核心的貨幣數量領域，貨幣政策調控也存在諸多局限。
第一，利率調節面臨兩難。加息可以提高資金的使用成本，減少流通中的貨幣數量，是貨幣政策應對通貨膨脹的重要工具。但是，我國利率市場化程度有限，作為投資主體的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更多地追逐經濟資源的控制權，對利率變化不敏感；而眾多民營中小企業對銀行貸款依賴較多，輕微加息就會造成它們經營成本的大幅變動。此外，加息使得資金回流、儲蓄增加，這與我國正在進行的擴大消費需求和發展資本市場目標相悖，中美利差倒掛，會誘發國際投機資本大量流入，加劇我國通脹壓力。
第二，存款準備金率與公開市場操作空間有限。存款準備金率上調和央行票據回購可以達到回籠貨幣的目的，但是這二者的政策空間日益縮小。目前存款準備金率大型金融機構已經達到20%的歷史高位，中小金融機構也達到16.5%，中小銀行流動性明顯吃緊。若進一步上調準備金率，必然會危及到這些銀行的生存。同時，央行票據回購的不斷積累，一方面使得央行面臨票據到期以及利息成本不斷上升的壓力，另一方面損害了商業銀行的融資機能，不利于正在進行的金融體制改革。
第三，人民幣匯率升值效應短期難現。人民幣匯率升值可以緩解輸入型通貨膨脹壓力，減少國際貿易爭端，從長期來看有利于實現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但是，在現行的匯率體制和貿易體制下，人民幣匯率升值對通貨膨脹的抑制效應面臨約束，甚至會起到相反的作用。在目前，我們只能堅持人民幣匯率升值循序漸進、小步快跑，這就決定了人民幣匯率升值要對通貨膨脹真正發揮抑制效應，至少要到兩三年之后，顯然遠水解不了近渴。
每逢通脹，我國物價往往缺乏全面上漲的基礎，但具有很強的結構性特征，尤其體現為農產品價格的過快上漲。這與我國城鄉分割的二元經濟是分不開的。農業部門較工業部門發展緩慢，而農村居民較城市居民消費不足，工業產能過剩而農業生產方式落后，工業品的需求相對不足而供給相對充分，農產品受各種因素影響生產波動較大。這就使得我國物價呈現出工業品價格平穩波動而農產品價格劇烈波動的結構性差異。
目前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問題，結構問題比總量更棘手。經濟結構失衡是我國貨幣政策調控難以取得預期效果的重要原因，在西方有效的貨幣政策在我國難以發揮出自發性結構調整作用。隨著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我國經濟結構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一直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嚴重影響了經濟總量的均衡，從而使得通貨膨脹呈現出明顯的結構性。這樣，抑制通貨膨脹就必須在注重總量調控的同時，更加注意結構調整問題。
與貨幣政策不同，財政政策直接作用于經濟結構，間接作用于供需總量。它對總供給的調節，首先表現為對經濟結構的調節，財政政策強調“有保有壓”，在結構優化方面能夠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財政政策可以通過縮小支出規模，抑制社會總需求增加。財政政策不僅能夠通過促進勞動生產率提高改善長期供給，而且能夠通過稅收、補貼等手段調節短期供給，從而能夠直接應對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挑戰。同時，財政政策較少受到外部經濟的影響，政策扭曲效果較小。因此，在抑制通貨膨脹方面，財政政策有其獨特的優勢和效應，今后應該進一步發揮財政政策穩定物價的功能。
貨幣政策應當合理控制貸款規模，將貨幣供應量增速控制在適當水平，在此基礎上適當壓縮中長期貸款比重，加大對企業短期融資的支持。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的調整和合理搭配，充分發揮貨幣供應量等中介指標在治理通貨膨脹問題上的作用，促進中國經濟早日走出通貨膨脹的泥沼。
我國財政收入連續多年實現高速增長，為財政政策在減稅和增支兩個方面發揮供給調節功能創造了重要條件，不會對政府財力產生過大影響。我國財政政策不宜再加大政策力度，在支出結構上應適度控制用于投資的支出；加大對居民轉移性支付，加大對公共服務體系的投入，尤其要對低收入群體發放價格補貼，使其生活水平不因通脹而下降；完善落實支農惠農政策，推動農業生產規模擴大；穩定化肥、煤炭、成品油等供應，加大對于糧棉油的補貼力度；繼續完善稅收制度，堅持“有增有減”，實現結構性減稅和增稅的優化平衡，促進企業投資和居民消費，使得消費、投資和出口朝著更加均衡的格局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