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工廠的角色只是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的一種路徑安排。中國必須突破美歐設在金融領域的壁壘，力爭在高端產業實現跨越式發展。而在“資源為王”時代，中國既要進入被國際大投行控制的期貨市場體系，更要密切關注西方主要大國對中國獲取外部資源通路的控制。
從上周六開始，法國、英國和美國等西方國家開始執行聯合國安理會禁飛區決議，從空中和海上對利比亞的軍事目標發起了軍事打擊。全球影響力極大的英國《金融時報》專門為此發表《打擊卡扎菲的正當性》的社論，凸顯西方輿論為國家或者國家利益集團服務的忠實性和及時性。
站在西方的立場上，打擊卡扎菲政權的確有很多理由。筆者只想提醒的一點是：戰爭背后的經濟邏輯特別值得我們深思。12年前，美國巧妙地發動了科索沃戰爭，在收拾了不聽話的“異類”—米洛舍維奇的同時，也通過點燃歐洲火藥桶，給剛剛出爐的歐元當頭一棒；12年后，當中國的經濟規模超越日本而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并且與非洲國家的經濟合作有了比較好的態勢時候，戰爭又來了。
在西方主要大國看來，中國已經具備了成為其競爭對手的基本要素：經濟規模直逼美國，貿易地位不斷上升，金融力量今非昔比，全球影響力與日俱增。尤其經過這場經濟與金融危機的沖擊，西方的金融貿易力量遭到削弱，而從中國經濟的增長潛力來看，經濟總量比肩美國只是時間問題。
中國在經濟規模上的快速成長并不能掩蓋與主要發達國家之間的實質差距。事實上，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邏輯框架下，已嵌入到全球價值鏈分工環節的中國經濟，業已成為跨國公司全球產業和資本流動的一部分。例如，中國去年將近6萬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是由外資企業創造的。對于經濟總量超越我國臺灣地區、逼近韓國的我國廣東省來說，優化的經濟結構和普遍的幸福感，才是下一步應當追求的目標。國人更應看到的是：美歐設在金融領域的壁壘以及日美在高端產業領域相對中國的巨大優勢，都是中國短期內難以逾越的瓶頸。
一向特別重視趨勢的西方國家最不能容忍的是不遵守它制定的或不和它玩同一游戲規則的國家和勢力。他們的戰略是：在中國經濟還不十分強大之前，利用他們操控的國際經濟秩序對中國施加各種壓力和干擾，以圖削弱中國經濟的快速上升之勢，盡可能地維持現有的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國際經濟格局，或者利用現有的規則盡可能地壓縮中國的上升空間。
目前是中國建國以來經濟發展最好的時期之一，同時大概也是外部環境變化情勢最敏感或者說外部風險正在累積的微妙時期。在享盡了既有秩序框架太多好處的主要發達國家看來，與其并不在同一戰壕里的中國近年來在經濟上的迅速發展以及隨之而來的國際話語權訴求，盡管是難以阻遏的歷史趨勢，卻總有一種如芒在背的感覺。
假如我們把美國次貸危機發生以來到目前這段時期作為考察中國國際經濟地位變遷的時間光譜，會發現：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要大國正從有求于中國，向賦予中國一定的國際行為空間，到運用綜合力量工具來防范中國成為國際政經秩序變革的積極主導力量這個策略演變。換句話說，中國利用西方發達國家金融力量衰弱的有利時機以顯著提升國際話語權的時間光譜已成過去。如果一定要列出本輪金融與經濟危機發生以來中國從既有國際秩序框架中獲取的話語權菜單，我們會發現其實并不很多。例如，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中的發言權的些許擴大，只是美國在保持自身否決權的情況下，力壓歐洲和日本讓渡一部分權力的結果。主要國際經濟組織的治理結構并未發生實質性改變。至于備受期待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也大體如此，美國人可以指責小布什的窮兵黷武和在國家經濟治理上的不思進取，但一定不會懷疑其在美元最為困難時期為了保持其主導地位而付出的相關努力。至于打著變革旗號上臺的奧巴馬政府在維護國家利益方面一點也不比前任軟弱。
所有中國金融業者都不容忽視的風險是，早已把轉嫁經濟風險招術玩得純熟的美國，是不會放棄利用中國的經濟與金融漏洞來遏制中國經濟金融崛起步伐的。中國萬不可松懈自己的敏感神經。
沉寂了100多年的中國再次成為世界主要經濟力量并非什么奢望。從資源稟賦的角度來看，中國并不缺少成為頂尖經濟強國的基本要件，亦不欠缺要素稟賦結構改善和制度創新的內生性動力。但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都將很難擁有西方經濟強國崛起過程中較為寬松的外部環境。因此，在成為世界級強國之前，中國必須高度警惕國際資本及其代言人的經濟滲透和戰略圍堵。
力爭在高端產業實現跨越
筆者認為，世界工廠的角色只是提升中國在全球價值鏈分工地位的一種路徑安排。中國必須突破美歐設在金融領域的壁壘，力爭在高端產業實現跨越式發展。
也許，中國企業要從老辣且極易結成價格同盟的上游供應商以及國際投行那兒最終博得定價主導權絕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在“資源為王”時代，缺失初級產品定價權的中國既要運用國際通行規則與上游企業展開多回合的博弈，也要打進被國際大投行控制的期貨市場體系；并在提高全球資源配置能力的同時，盡快改變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長、低效益的經濟發展模式，早日形成有利于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生產模式和消費方式。
同時，更要密切關注西方主要大國對中國獲取外部資源通路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