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011年之后，雖然CPI沒有再度升到5%以上，但這絲毫不說明當下的通脹形勢已趨于穩定。筆者上次在本系列之一中，詳細論證了未來五年貨幣投放有再度翻一番的可能，雖然在全球市場一片風聲鶴唳，央行上周五再度上調存款準備金，彰顯了貨幣當局控制流動性的愿望，但對洶涌的貨幣大潮而言，恐怕收效不大，因為基礎貨幣增速依然在16%以上。今天，筆者再來討論另一個事關整體且影響長遠的通脹因素：要素價格改革。
自2002年之后，中國經濟的周期波動明顯縮短。每隔兩三年，宏觀調控就需要在寬松和緊縮之間不斷變換。有經濟學家如是感嘆：“我們剛把通貨膨脹理出眉目，通貨緊縮來了；還沒把通貨緊縮研究完，通貨膨脹又要來了”。個中原因十分復雜，與中國經濟市場化發育程度不夠的特征密切相連，這是長期性的制度改革大議題。但近幾年愈演愈烈的價格機制扭曲，市場結構混亂，則已成“十二五”時期不得不面對的難題。
當前，以能源、電力、勞動者工資等為主體的要素價格，都還沒有按照市場化的方式定價，人為壓低要素價格的現象普遍存在。加上掌控要素價格的多為國有資本，在本就不存在市場化土壤的體制之下，推進要素價格改革更加艱難。但是，只有最終理順價格關系，才能為未來的福利增長、效率改進和平穩增長保駕護航。否則，經濟改革和相關政策，將被一些短期的價格波動所掣肘。
改革開放30多年，物價改革做了兩件大事：完成了一般商品市場的價格改革，這是始自20多年前“價格闖關”，到2002年這一改革基本完成。而這之后，我們則一直在試圖推進要素價格改革，但時至今日尚未獲得實質性進展。
實際上，眼下亟須推進的要素價格改革，涉及范圍小，品種少，并不需要上世紀80年代那樣全面影響民眾生活的大變革。但何以要素價格改革長期推進慢，止步不前？原因在于主導本次改革的各方，都是極有話語權，甚至行政權的大利益團體。資源要素價格改革雖然看起來“工程”不大，但觸動的“有實權”的利益群體太多，在保障億萬消費者正常利益條件下，要出臺能協調產業上下游各方利益的改革方案非常困難。比如，取消煤電價格“雙軌制”，全面實施煤電聯動的市場化價格改革，已經醞釀了很多年，至今還不知什么時候政策才能夠順利出臺。
另一方面，推進要素價格改革的初期，勢必會掀起一波新的漲價潮。在CPI權重構成中，居住類占到了15%左右。其中，水費、電費、液化石油氣、管道燃氣、其他燃料五項又占居住類比重的40%以上。以此計算，公共品在CPI中的比重約為6%，高于豬肉在CPI中為3%的比重。因此，如果說上輪通脹引發的主因是豬肉漲價，那么現在一個比豬肉對CPI影響更大的要素價格的集體大幅上漲，將會在更大程度上推動國內通脹之勢。無疑，這不能不使決策層大費周章。
但是價格改革等同于漲價，可以說既是利益集團的一廂情愿，也是公眾的集體誤解。要素價格改革的最終目的，是矯正目前不合理的、行政干預過多和人為壓低的價格扭曲，建立起合理的趨于市場化的價格形成機制，真實地反映市場供求關系。比如，初衷為了實現市場化定價、與國際接軌的成品油定價機制，如今處境非常尷尬，漲價遠遠超過下跌次數，但這并不是機制本身的問題，而是中國成品油市場的企業壟斷與半市場定價現狀下的必然。
因此，要打破當下的要素價格改革僵局，最根本的政策是引入競爭機制，將相關的行業推向市場，逐步取消各種補貼和政策紅利。同時，引導民間資本進入，這樣不但解決了民間資本生存空間狹小的問題，而且能夠營造出自由競爭的市場氛圍，為健全市場經濟做有力的鋪墊。
還是以成品油定價機制為例。現在的這種機制執行情況，基本是消費者抱怨油價只漲不跌，石油央企則還覺得漲價幅度不夠。與其處于兩頭不討好的境地，還不如把原油進口放開，引進民間資本，再組建幾家大企業，由發改委維持市場秩序，打破既有的石油市場壟斷格局。這樣一來，油價市場化機制或許才可能真正得以建立。
無論是發軔于亞當·斯密的市場理論，還是馬歇爾劍橋學派乃至芝加哥學派、奧地利學派，都早已用各種理論證明了，沒有競爭就不可能有完全的市場經濟，而不完善的市場經濟則又會進一步妨礙市場競爭。只有競爭機制形成，政府同時放開對要素價格的管制，價格漲跌自然就由市場供求說了算。
在此機制之下，“只漲不降”的亂象必將終結。屆時，一般商品和資源價格市場化改革才有望成功。如能達成這樣的結果，則中國不僅將誕生出一批健康發展的大企業，對節能減排、實現經濟結構調整都大有裨益，而中國經濟也能最終擺脫通脹和通縮周期的快速轉換問題，由此順利實現新一輪的產業大轉型、大變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