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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6日，中鐵十一局五公司組織員工撤離利比亞鐵路項目工地，分乘數十輛工程車，組成車隊前往利比亞米蘇拉塔港。新華社發（梁勝利
攝） |
自今年2月中旬利比亞安全形勢發生重大變化至今，在黨中央、國務院的直接領導下，我已成功撤離在利比亞中國公民近四萬人，此舉贏得國、內外一致好評，體現了我國政府尊重人權、保護人權的一貫立場，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國的實力。據有關部門統計，我國共有13家央企在利比亞從事投資、經營活動，此外，還有一些地方企業、私營企業乃至個人在利從事各種投資、經營活動，資產規模達數十億美元。中國公民成功撤離后，所有中資企業和中國公民在利比亞財產保護問題隨即凸顯。采取何種適當行動保護中方在利比亞的巨額財產已成為當前面臨的一項重大課題。
根據國際法，保護本國公民、企業在海外財產與保護本國公民生命權一樣是主權國家的責任，是外交保護權的重要內容，我國政府采取行動保護我方在利比亞財產具有充分的國際法依據。但如何對本國公民和企業財產行使外交保護權則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國際法問題。現階段，我國可考慮采取以下法律行動：
通過外交照會和對外發表聲明的方式主張保護我國公民和企業財產的權利
當前，利比亞國內的混亂局面仍在持續，且有不斷惡化的趨勢，利比亞現政府已無力保護我國公民和企業在利境內的財產。盡管如此，由于我國政府與利比亞現政府的外交關系依然存續，根據外交慣例，我國政府可向利比亞外交機構發出照會，聲明中國政府保護我公民和企業在利財產的立場和主張，并及時收集這些財產的地點、范圍、數額等具體情況，及時向利方發出通報，要求現政府采取措施予以保護。
與此同時，有關部門可對外發表聲明，主張我國政府對我在利財產的外交保護權。采取這些行動不僅是一種權利的主張，更是未來可能開展法律索賠工作的國際法依據。
推動聯合國安理會發表決議或聲明要求利比亞沖突各方保護各國在利境內的財產安全
除我國以外，歐洲一些國家在利也擁有相當一批投資或經營企業，這就為我國推動聯合國安理會通過有拘束力的決議、保護各國在利財產提供了有利條件。但由于美國與利比亞多年交惡，其本國在利幾無投資經營，出于其自身利益考慮，美國可能阻撓安理會通過此類決議。在這種情況下，可利用我國自3月份起成為安理會輪值主席國的機會，推動安理會發表相關聲明，要求利比亞沖突各方盡責保護外國公民、企業的財產安全。盡管此類聲明并無法律拘束力，但仍可成為今后可能向利比亞政府索賠的法律依據。
盡快研究建立保護我在海外人員生命、財產安全的長效機制
利比亞安全局勢發生重大變化后，我國政府雖及時采取有效措施撤僑，避免了我人員傷亡、贏得國際社會的尊重，但為此付出的經濟代價十分巨大，還可能進一步遭受更大的財產損失。除利比亞外，突尼斯、巴林等中東地區國家近期安全形勢也不容樂觀，這就迫使我國政府必須盡快研究并出臺長期、有效的應急機制，保護我國在海外的公民生命與財產安全。
在尊重東道國主權的前提下，借鑒國際上的成功經驗和作法，該機制應包括以下三方面內容：
■加大與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IGA)的合作
多邊投資擔保機構(MIGA)是世界銀行集團內的一個專門針對外國投資者非商業性風險的擔保機構，向外國投資者提供包括東道國征收風險、貨幣轉移限制、違約、戰爭和內亂風險等擔保。我國是該機構的第六大股東，作為發展中國家，在過去一段時期我國政府多次與該機構開展合作，為外資進入我國相關行業提供擔保和其他服務，對于我國吸引外資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隨著我國對外投資的大量增長，該機構提供的非商業性風險擔保對我國企業對外投資的重要性就日顯重要。
鑒于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具有承保非商業風險的特殊職能，以及自1988年成立以來取得的良好業績，我國政府應加大與該機構合作的力度，充分運用大股東的優勢地位，擴大該機構對我國企業向發展中國家投資的承保范圍和承保規模，為我國企業對外投資提供政治風險方面的特殊保障。
■盡快建立我國海外投資擔保機構
海外投資保險制度是世界各資本輸出國的通行制度。自美國1948年在實施馬歇爾計劃過程中創設這一制度以來，日本、法國、德國、挪威、丹麥、澳大利亞、荷蘭、加拿大、瑞士、比利時、英國等國家也先后實行了海外投資保險制度。不僅發達國家如此，發展中國家與地區也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為本國本地區的海外投資者提供政治保險。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提高，海外直接投資數量和規模上都取得了長足發展，尤其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日益增多，面臨政治風險的可能性越來越大，我國為了進一步鼓勵海外投資，就需要借鑒發達國家的成功經驗，依據現實國情建立我國自己的專門海外投資保險機構。
該機構應由我國政府機構或公營公司組建，不是以營利為目的，而是以保護投資為目的。承保范圍只限于政治風險，如征用險、外匯險、戰爭內亂險等，不包括一般商業風險。該機構可收取適當保費作為保險基金，并應當制定嚴格的投保人資格審查標準和海外投資項目審查標準，從國家層面評估海外投資的安全性和風險，做到防患于未然。
與此同時，與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相結合，在向遭受非商業性風險的企業支付保險金后，由政府取得代為求償權，向相關國家政府追償。此外，為我國海外企業人員撤離危險地區所支付的費用也可從該機構收取的保險基金中支付，并作為事后向相關國家追償的一部分。
■海外投資企業建立自身保安體系
不論是多邊投資擔保機構還是國家建立的海外投資保險機制，對因當地暴力或恐怖主義針對個別企業的襲擊所造成的損失均不予賠償。而且，根據國際法，一國政府如果已不能實際控制該國某地區的安全局勢，那么，對投資該地區的外國企業因此所遭受的損失，該國政府無義務賠償。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聯合國建立了集體安全機制，傳統國際法中主權國家基于外交保護而單獨使用武力進入他國保護本國公民和財產的做法已不具現代國際法依據，也不符合我國長期奉行的不干涉別國內政的外交政策。這就可能使得我國政府在某個國家局勢動蕩后面臨十分艱難的外交保護情形。
因此，在運用國際投資擔保機構和建立國家層面海外投資保險機制之外，根據國際上的成功經驗和做法，在遵守所在國國內法的前提下，由我國海外投資企業自身通過雇傭當地武裝力量保護我國在海外公民生命和財產安全是完全可行的。此外，應當參照美國黑水公司的保安模式，利用國內退伍軍人組建專門的海外保安公司，以各企業雇傭方式派往安全形勢惡化的國家執行保護任務，這不失為一項權宜之計。
總之，在我國企業大規模“走出去”的形勢之下，我國政府應當盡快組織各部門、專家學者研究并出臺保護我海外公民生命和財產安全的國家層面的長效機制。在鼓勵我國企業開展海外投資、開發能源的同時，有關部門應當提醒我國企業和公民認真評估海外投資的政治風險，并采取企業自身風險防范、與國際投資擔保機構合作以及建立國家海外投資風險機制等國際通行做法，盡最大可能規避海外投資可能遭遇的政治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