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了重大成就，成功的走出了“貧困陷阱”，邁入了中等收入國家的陣營。從各國發展的經驗看，人均GDP邁過3000美元的門檻之后，如果不能進行經濟增長模式的及時轉換，就有可能陷入長期停滯，這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一國的經濟發展可以分為三階段：一是要素驅動階段，此時人均GDP低于3000美元；二是效率驅動階段，人均GDP從3000美元增長至9000美元；之后是創新驅動階段。我國目前正處于增長方式轉型的關鍵時期，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保持長期增長和繁榮的動力，關鍵在于大力提高社會流動性，保持社會的長期活力。所謂提高社會流動性，就是減少家庭背景、社會背景等因素造成的代際不平等，消除長期動態的不平等，提升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和諧，促成經濟長期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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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流動性下降，是造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關鍵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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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可怕的是社會流動性低，社會結構被固化 |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核心的因素是提高社會流動性，也就是要把上一代人收入、教育和地位對下一代人的影響程度控制在合理范圍內。
為什么要強調社會流動的重要性？現在大家高度關注的政府規模過大、收入分配不均、教育不平等、健康不平等，這些問題都是體現為靜態的不平等，這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社會流動性低、社會利益結構被固化，這將造成動態的不平等，必然導致長期經濟增長的停滯。
什么叫靜態和動態的不平等？設想有兩個社會，第一個社會貧富差距很小，基尼系數只有0.25，但沒有社會流動性，父輩富則子輩富，父輩窮則子輩窮；第二個社會的貧富差距很大，基尼系數高達0.45，但社會流動性很強，無論父輩條件怎樣，所有年輕人都有成功的機會。這兩個社會哪個更有活力？當然是后者。這就是靜態和動態不平等之間的差別。
具體來講，社會流動性是什么呢？它是上一代人的收入、教育和地位對下一代人收入、教育和地位的影響程度，這種影響程度越高，社會流動性就越低。通俗地說，社會流動性低，就是所謂的“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社會流動性強，就是所謂的“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社會流動性的測度方式是收入、教育和地位在代際之間的相關系數，它的取值在-1到1之間。合理的社會流動性意味著代際相關系數應該在合理的范圍內。如果是代際之間的相關系數為-1，這意味著如果上一代是窮人，那么下一代就變成富人；上一代是富人，下一代就變成窮人，這是通過大規模的財富剝奪才可能實現的代際變化。一些國家長期陷入貧困陷阱、積重難返，其主要原因就是經常發生戰亂和革命，導致了代際之間的過度和無常的變化，這顯然不是我們希望看到的情形。正常社會的代際相關系數都是在0和1之間，由于有各種因素影響代際之間的傳承，比如基因、自然環境等，所以相關系數應該高于0；但如果代際相關系數趨于1，社會結構就會徹底地固化，父輩的收入、教育和地位會完全決定子輩的收入、教育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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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較高的社會流動性，才能保證動態的機會公平，調動所有人的積極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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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人們希望和機會，產生“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的預期 |
我們為什么如此強調社會流動的重要性？這是因為較高的社會流動性是維持長期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只有較高的社會流動性才能保證動態的機會公平，調動社會上所有人的積極性，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努力工作，積極創業和創新。如前所述，一個國家進入中等收入以后就進入了效率驅動階段，在此階段最核心的問題是如何激勵人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人們是否愿意學習、得到教育和培訓以及是否愿意尋找一切機會去改善自己的處境，這是決定一國經濟長期增長的關鍵因素。要讓所有人有這樣的積極性，就一定要給他提供希望和機會，讓他產生“只要努力一切皆有可能”的預期。如果不管你如何埋頭苦干，你的收入和財富主要由你的父輩的收入和財富決定，誰還有個人奮斗的志向和激勵？誰還愿意對自己進行人力資本的投資？因此，高社會流動性是促進長期經濟增長的關鍵。
比較世界各國的數據可以得知，一國社會流動性越高，對應的經濟增長率也就越高；秘魯、智利和巴西等國的教育代際相關系數都超過0.59，這意味著如果父輩教育程度不高，那么孩子也很難接受良好教育，因此長期處在“中等收入陷阱”；而發達國家的教育代際相關系數都低于0.5。古代的科舉選拔制度雖有其弊端，但在提高社會流動性方面卻居功至偉：有真才實學的人也可以“
居廟堂之高”，這為治國安民源源不斷地輸送了人才。
從社會流動性角度看，就很好理解為什么避免“中等收入陷阱”難的現象。這是由于一國進入中等收入以后容易出現社會流動性下降、社會結構固化。當經濟從“貧困陷阱”擺脫出來之后，要素驅動的經濟增長必然會帶來一定程度的社會分化。這時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還沒建立起來，同時在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博弈中，政府還無法扮演公平和中立的角色。同時，一部分精英階層利用制度和政策的缺陷為自己謀求利益，阻礙了社會流動性機制的確立和完善。此外，一個國家在要素驅動的發展階段期間，社會流動性一般比較高，對于社會流動性的下降趨勢和社會結構的固化認識不夠，難以形成關注社會流動性的共識。
我國剛剛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如何激勵人們進行人力資本投資、使得人們愿意學習、愿意接受教育和培訓以及尋找一切機會去改善自己的處境，這是效率驅動階段的經濟發展關鍵。因此，高社會流動性才是促進長期經濟增長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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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提高社會流動性，促進經濟社會長期繁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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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對弱勢群體在制度上適當地加以保護 |
近十年來，各種跡象表明我國的社會流動性有下降趨勢，實際社會流動性低于根據近年GDP增長率做出的理論預測值。“富二代”、“窮二代”現象近年來受到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反映的就是人們對此的擔心。
如何扭轉社會流動性的下降趨勢呢？首先，加快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規則，特別是對弱勢群體在制度上適當地加以保護，給他們參與公平競爭的機會和可能性。對于起點較低的人群，僅僅給予他們法律上的公平遠遠不夠，還要給他們提高自身能力的機會，而這種機會必須是一視同仁的。一方面要改革戶籍制度、打破城鄉二元體制，讓農民和城市居民在生活、教育、就業中得到同等對待；另一方面要放松勞動力市場上不合理的市場準入限制，取消各種各樣不必要的職業證書要求，讓低收入者有機會進入合適的職業。
第二，政府投資由物質資本投資轉向人力資本投資，如教育和健康等產業，特別要注意消除教育和健康水平的不平等。教育和健康是人力資本的組成部分，是個人競爭能力、社會經濟效率的決定因素，但也最容易成為不同家庭之間的鴻溝。只有國家的公共體系保證了公民平等的教育機會和醫療水平，來自較低階層的年輕人才有可能通過自己的努力改變命運。
第三，提高各類機構維護社會流動性的責任感。社會流動性的提高最終要取決于企事業單位對各階層人群的平等對待；各級政府、國企、公立學校拿納稅人的錢運轉，更有責任為所有人、尤其是弱勢群體提供公平的就業和發展機會。
總之，我國社會正在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必須增加社會流動性，使社會上所有人，尤其是來自各個階層的年輕人感到有奔頭、愿意奮斗。這樣一個健康的社會才能不斷提高效率，保持長期經濟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