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費對于我國經濟結構調整、增長方式轉變的意義毋庸諱言，3月16日央行發(fā)布的報告進一步增加了提振消費的緊迫感：在全國五十個城市進行的2011年一季度儲戶問卷調查報告顯示，85.8%的城鎮(zhèn)居民傾向于儲蓄，僅14.2%的居民傾向于“更多消費”，后一個比例創(chuàng)下自1999年有調查以來的最低值。再與此前居民最終消費率連續(xù)十多年下降的報道相對照，更讓人對國內消費前景憂心忡忡。
消費之所以不振，本質在于信心；信心之所以低落，本質在于收入。因此，同一天公布的“十二五”規(guī)劃綱要中對癥下藥的做法便賺足了彩頭。在諸多主流媒體眼中，最為動人的是，“明確規(guī)定了收入增幅超過GDP增幅”。
但筆者看了又看，這一結論具有相當的片面性。確而言之，即便能在“十二五”期間完成居民收入增長目標，也未必能一舉解決消費難題。
一者，所謂“收入增幅超過GDP增幅”的說法系衍生表述。在《綱要》中，確有“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7%”和“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年均增長7%以上”并列，但要據此理解成“超過”實在牽強。在各省市公布的“十二五”規(guī)劃中，未來5年GDP增長目標普遍高于7%。加總的結果，將很可能是GDP連年超過7%頗多，而城鎮(zhèn)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略超7%。如此一來，規(guī)劃目標順利實現，但距離媒體一廂情愿的解讀甚遠。另外，《綱要》中還有“努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fā)展同步”的提法，“同步”和“超過”的意義也不同。
二者，居民收入增長也存在結構層面的問題。其中至少包括兩方面未知數：首先是地區(qū)不平衡的現狀。如果仍然是東部地區(qū)居民收入快于中西部、中心城市居民收入增幅快于二、三線城市居民，則消費重心不變，消費總量增速也難有大變。從近期各地對企業(yè)離退休人員“加薪”的政策看，差距不是在縮小而是拉大，地區(qū)間居民收入不平衡的問題仍在深化。其次是不同收入群體不平衡的現狀。我國社會“金字塔形”結構特征正日益突出，高收入階層的收入可以到海外斗富，低收入群體卻還在貧困線上掙扎。如果這一問題仍不能有效改善，不能使中間階層盡快“擴軍”、“減負”的話，則無法從根本上提振居民消費信心，提升國內最終消費率。
筆者認為，僅關注居民收入增長目標根本不夠。在解決消費難題方面，“十二五”規(guī)劃綱要的看點其實并不在此。其重點至少包括：實施就業(yè)優(yōu)先戰(zhàn)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和營造良好的消費環(huán)境；健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調節(jié)體系，明顯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持續(xù)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努力扭轉城鄉(xiāng)、區(qū)域、行業(yè)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趨勢；加快健全以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調節(jié)機制，加大社會保障投入，較大幅度提高居民轉移性收入；保護合法收入，堅決取締非法收入等。遺憾的是，對上述幾方面，卻僅有定性說明，缺乏更給力的定量表述。比如，中等收入標準是什么，擴大的比例目標是多少；又比如，轉移性收入是否能保持逐年遞增，社保投入增速和目標規(guī)模大致是多少。
當前，我國社會的現實是“人人想消費，奈何沒有錢”。如果收入均等化的問題不解決，大多數人收入增速不能跑過GDP，那么，所謂消費增量就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從現實出發(fā)，行勝于言。筆者建議，當下須從稅制優(yōu)先動手改革，調整國家、企業(yè)和個人的分配關系。必選項之一是大幅調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之二是改革以流轉稅為主的稅制，讓那些通過企業(yè)掩護避稅的“隱形富豪”拿出更多真金白銀，為多數社會公眾減負——美國經驗是，5%的富人繳納56%的稅收；之三是盡早取消“螞蚱肉”一樣的利息稅，在銀行存定期的都是普通百姓，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絕對遠超各種有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