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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個國家——無論大小——是一個經濟孤島。貿易一直是實現經濟更快增長和更高生活水準的關鍵因素。一些經濟發展最成功的國家走的就是出口導向型道路。過去30年間，中國已經發展成為世界最大的出口國，人均GDP增長了幾乎30倍。
但是，國際貿易的繁榮需要貨幣體系的支撐——如果亞洲經濟體仍然局限在易貨貿易階段，它們的成功崛起就不可能發生。
這些年來，是否需要制定國際支付“游戲規則”的呼聲時高時低。因此，法國今年選擇國際貨幣體系作為其G20輪值主席國議題就不足為奇了。
自布雷頓森林體系之后，就不時有人建議把固定匯率改為彈性匯率，或彈性匯率改為固定匯率，或回歸金本位、建立一種新的國際貨幣，改變包括特別提款權的一攬子貨幣的組成部分，取消或引進對資本流動的控制，或建議新的貨幣儲備方式。
但過去20年的經驗表明，大的失衡意味著進行大幅調整時人人受害。
緊接著的是如何向一個更具可持續的階段邁進，這需要從不同國家間的再平衡經濟戰略中作出決斷。重新平衡只有一條路可走——赤字國家需要再平衡，同樣，盈余國也需要再平衡。但是，高儲蓄經濟體選擇的道路與那些負債率更高的工業化國家所期望的是不一樣的。他們需要去杠桿化、減少借貸，如果要避免下一輪的急劇調整，他們的經濟再平衡就不能拖得太久。相反，許多新興經濟體需要繼續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并在出口行業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從而確保其龐大人口的充分就業。
很多情況下，我們對不可持續狀況大幅調整的政策應對常常以流動性的提供作為開始和終結。但極少情況下這是流動性暫時短缺的問題。正如我們看到的，自2007年以來，無論是金融機構還是國家都希望別人相信：提供更多的流動性便是問題的解決之道。幾乎每次都是這樣：只有當流動性作為通向更為根本性的解決方法的橋梁時，這種方法才管用。
一旦實現了再平衡，一個更長遠的問題就會浮現出來：我們如何阻止危機再次發生？目前并不存在一個可以強制實施外部性內化這一游戲規則的世界政府。因此，唯一的解決方式是各國之間的合作。最終，只有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機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有合法權利代表其187個成員國。但是這2個機構的治理架構已經過時。在危機最嚴重時期，是G20和G7組織表現出了強大的領導能力。但是合法地位和領導地位是并行的。缺少任何一項都不適合成為國際合作的平臺。因此，允許G20演變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管理實體合情合理。這樣一種轉變，只需一些投入和想象力，就可以生成一個單一、有效的國際經濟合作框架。
國際社會已經證明，2008年在全球經濟將要跌入深淵之際，我們可以攜手合作。現在面臨的挑戰是如何證明在沒有迫在眉睫的危機的情況下，我們也仍能為一些根深蒂固的問題而合作。我們是否可以成就一個更為穩定的IMFS？今后幾年會有答案。正如中國人所說的，接下來幾年會很有趣的。
（本文為英格蘭銀行行長默文·金3月16日在北京演講稿，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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