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島核泄漏事件是一個突發意外事件，對我國核電事業發展并不會造成太大影響。但這次事故應當成為一個重大契機，敦促人們反思長期以來快速發展的核電事業背后被忽視的核安全隱患。”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副所長王毅對本報反復強調。
根據《核電中長期發展規劃》，到2020年，我國的核電運行裝機容量定在了7000萬千瓦，甚至有學者和官員認為核電裝機有超過1億千瓦的可能。這不能不引起人們對核電能否科學發展的擔心。
“即使達到1億千瓦，核電仍然只占我國能源比重的5%左右，并不能夠滿足現實發展需要。問題的關鍵在于需要有前瞻性、統籌性、具體化的政策來規范核電的發展。”王毅對本報記者表示。
同時，對于外界熱議的“能源大部制”問題，王毅指出，“能源管理職權的集中是必要的，大部制的方向是對的，
但對大部制改革，不能抱有太多不切實際的期望。”
“最主要的不在于機構的增刪，而在于部門內部和部門之間的協調，否則即便建立一個綜合的大部制，各自為政的局面也會依然存在。”王毅解釋。
《21世紀》：日本福島核泄漏事件給中國核電事業建設帶來哪些反思？
王毅：在核電建設過程中，各類小事故并不鮮見。然而，正如交通安全隱患的存在并不代表我們不再開車一樣，核安全隱患的存在也不代表應當停止或放緩核電建設。
從能源安全和工業化、城市化發展的角度來看，中國發展核電是能源多元化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完全必要的。福島核泄漏事件為我國核電建設事業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剝開核電“清潔、高效、無害”的美麗外衣，將核安全問題呈現在民眾視野之中，并由此展開深刻的反思，并不算一件壞事。
目前，普通百姓對核能源本身的了解并不多，隨著核電的發展、百姓對核電的危害意識得到提高之后，有可能會出現反核電的趨勢。如果政府對核安全隱患一直隱而不宣，到時候可能會遇到更大的阻礙。
核安全問題一直存在，這次事故正是為近年來飛速發展的核電事業提了一個醒：在發展的同時做好風險預防，并引導民眾建立預防意識，是非常重要的。
《21世紀》：與其他能源相比，核電的弱點在哪里？中國核電的發展目前具體面臨哪些問題？
王毅：從核電發展的歷史來看，核電成本高、建設周期長、核廢料處理困難是核電缺乏競爭力的主要原因。
就我國的核電發展情況來說，目前還存在幾個主要問題。第一，巨大的投資建設成本和較長的建設周期、不斷增長的預算、日益積累的核廢料的高額處理成本等，都會給我國未來的核電發展帶來變數。
第二，我國核電規模巨大，發展迅速，堆型多樣，需要多種技術基礎與人才支持，存在管理困難與人才缺乏等安全隱患。如何處理好第三代核電（如AP1000）及“二代加”核電等多種堆型的并存、標準化及國產化問題，快堆需要多長時間內完成研發和能實現商業化示范，核廢料處理技術路線的選取和論證等問題。
第三，核廢料處理的困難程度是對我國環境保護事業的一個巨大挑戰。核廢料處理問題將在核電廠運行10年之后不斷凸現出來。
當然，這些并不表示應該反對核電發展，中國的可持續發展需要核電。問題的關鍵在于，我國的能源發展需要一個良好的布局，未雨綢繆，在大規模發展核電建成之前，對可能面臨的風險做好充分準備，而不能一味地大干快上。
《21世紀》：我國目前核電的發展政策方案是怎樣的？您對核電政策有何建議？
王毅：根據目前的核電中長期規劃，我國的核電戰略將“堅持發展百萬千瓦級先進壓水堆核電技術路線，按照熱中子反應堆—快中子反應堆—受控核聚變堆"三步走"的步驟開展工作”，并“堅持核燃料閉合循環的技術路線”。第二步的快堆能不能盡快實現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目前我國的勘探水平來看，基礎鈾資源生產還不能實現自給自足，需要依賴進口。與石油相比，由于鈾生產國的相對集中，鈾資源的安全供應及其價格將面臨更加嚴峻的局面。
我國要實現核電的健康發展，還需要以下幾方面的政策改進。第一，核電中長期規劃的調整應在國家長期能源發展戰略下進行，正確判斷核電的應有地位，制定現實可行的目標。此外，僅有核電發展的中長期規劃還不夠，還需要在充分討論的基礎上制定具體的實施細則和方案，落實各項保障措施。第二，進一步明確核電中長期規劃部署和制定核電技術發展的路線圖。第三，應該重新考慮乏燃料的處理路線，至少應該根據國際上已經證實的經驗，考慮替代方案，如采用核燃料一次利用，然后選擇適當的地點，對乏燃料進行長期貯存。第四，制定和完善核事故處理的相關法規，修訂《放射性污染防治法》，進一步提高國家核安全管理部門的地位、完善其管理職能、提高其監管能力，嚴格論證和審批新建核電廠，對在建和運行中的核電廠加強監管。
《21世紀》：除了核能，煤電油氣等能源領域一直是公眾關注的領域，“能源大部制”也是熱議重點，您如何看待該領域的改革？
王毅：一直以來，能源是我國經濟長期發展中一個舉足輕重的因素，涉及到長遠的利益問題。在我國，不同的能源品種原本是由不同的部門進行管理，因此出現了許多漏洞與問題。
2008年3月11日，國務院在機構改革方案中，成立了國家能源委員會和國家能源局。這種大部制改革的走向是非常好的。
但是，依然有兩個問題不容忽視。第一，對于能源管理職能的集中度仍然不夠。例如，在發改委內部，能源的基本價格和項目審批都不歸能源局來管，這大大限制了能源局的作用；在發改委外部，能源局也無法管理國資委下屬的大型國企，這更是弱化了能源局的職能。
第二，由于中國的傳統政府體制基本上是以部門為主，缺乏一個有效的部門之間的協調機制，這是能源管理體制的最大難題。
《21世紀》：那么，你認為未來能源管理體制改革應當如何進行？
王毅：需要指明的是，我國應當立足特殊國情，遵循一條漸進的改革路線，切不可操之過急，照搬所謂國際經驗。
首先，考慮到中國國情，能源管理部門不僅要抓監管，還要抓生產，調控我國能源生產供應的問題。這種一個部門身兼兩種可能沖突的職能的格局，在很長一段時間不會改變。
能源消費，尤其是化石能源的消費仍然是我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主力。未來的十年，將是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國能夠利用相對廉價的能源的“時間窗口”并不很大，因此，能源管理部門，必須要大力抓生產。
能源的監管，尤其是核安全的監管，仍然需要相對獨立，從而防止能源部一家做大，滋生新的問題。如何實現生產和監管這兩種職能一定程度的分離和融合，這是需要綜合考慮的設計的問題。
其次，我們對大部制的改革不能抱有太多幻想，無論是哪一種方案，并不能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的問題。且不論能源問題與環保問題之間盤根錯雜的關系，單是能源領域，“能源部”也不能夠只手遮天，對能源部的制約也不容缺失。在大部制建成之后，協調機構可以適當減少，但是一個有效的協調機制的建設仍然不可或缺。
《21世紀》：如何理順能源局、能源委等相關部門與大型能源國有企業之間的關系？
王毅：這的確是一個棘手的問題。這些企業屬于國家的企業，在根本利益上不存在沖突。我們需要一個規范的制度建設與政策安排，實現我國能源領域的“有法可依”。比如說《能源法》，熱議了很久，一直沒有出來。《能源法》應該明晰各個管理職能部門之間如何分工，以及能源企業的權力和義務關系，管理部門和大型國企之間的關系，這些核心問題都必須解決，否則我們的改革將長期處于“無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