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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是推動 “十一五”
中國經濟發展的五股力量，也是促進“十二五”經濟持續增長的內生性動力。尤其是城鎮化，在“十一五”期間，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功不可沒，值得肯定。
但是隨著城鎮化率的持續提高，特別是一些大城市的“城市病”日益突出，對城鎮化問題現在需要盡早有所反思。要更加精打細算、更加穩妥審慎地把握好中國的城鎮化進程。而這種反思，可以在農村與城市兩個層面上來展開。
這里，在討論之前，還是先來看一組數據。其一，“十一五”期間，中國的城鎮化進程持續加快。到2009年，中國城鎮人口已達6.2億人，城鎮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為46.6%，比2005年提高3.6個百分點。其中，城鎮化率最高的三個城市是，上海88.6%，北京85.0%，天津78.0%。
其二，截至2009年末，中國共有地級及以上城市287個，戶籍總人口達3.8億人，占全國總人口28.6%。地級及以上城市行政區域土地面積62.8萬平方公里，比2005年增長5.7%。其中，建成區面積為3.01萬平方公里，比2005年增長23.3%。另外，人口規模在500萬以上的城市已有11個。
其三，地級及以上城市的GDP已由2005年的11.314萬億元增長到2009年的20.773萬億元，年均增長14.3%。同時，截至2009年，地級及以上城市共有規模以上工業企業20.5萬個，年均增加1.6萬個；實現工業總產值31.36萬億元，年均增長17.8%；實現利潤總額1.93萬億元，年均增長19.5%。
從這一組數據里不難看出，這幾年中國的城鎮化進程確實很快，不僅城市人口在迅速增加，而且城市面積也在越擴越大。而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夠連續保持兩位數的增長，很大一部分要拜城鎮化所賜。正是由于各地大興土木，才有了很好看的GDP。但是，快速推進的城鎮化，也產生了一些問題。
從農村這個層面看，一些地方有農民“被城市化”的問題。比如，在今年的兩會上，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陳錫文就指出，有些地方熱衷于通過“拆村并居”把農村節約的建設用地用于城鎮建設。表面看，似乎沒有占用耕地，但實際上卻通過指標置換的方式大量占用了城市近郊最好的耕地。
陳錫文認為，城鎮的發展應落實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不要在農民的土地上打主意。而在去年的一次會議上，陳錫文還表示過一個更深層的擔心，就是村莊的消失。他認為，農村社會之所以比較平靜，就是它有血緣、地緣關系，這是一種傳統，保障了農村社會的平穩。現在我們如此隨意地對待村莊，沒有起碼的敬畏，到時哭都來不及。
陳錫文的擔心是有道理的，他不僅觸及了當前的土地問題，還深入到了鄉村的社會結構與鄉村的文化結構問題。視野獨特，非常值得深入研究。
而從城市這個層面看，如何進行城鎮化，也大有講究。這其中又包含了三方面問題。即城市規模問題，在地原居民問題，以及歷史遺存問題。這三方面的問題，在上一輪城市化過程中，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太多教訓值得記取了。
首先是城市規模問題�，F在許多地方都在搞“國際大都市”，凡事都講一個“大”字。什么能賺錢就搞什么，什么有好處就想要什么。結果，城市規模越搞越大，城市布局既缺少對自然的尊重，又缺少對歷史人文的尊重，非常短視。而幾年搞下來，結果是交通擁堵、房價騰貴、商務和生活成本驟升。
其次是在地原居民問題。許多地方由于引進了商業開發，導致在地原居民被邊緣化。由于開發商和原居民利益訴求不同，導致拆遷矛盾尖銳。同時，由于城市過度擴張，導致周邊農地迅速消失，城市農副食品運輸距離加大，環節增多，造成了持續性、結構性物價上漲的后遺癥。
另外還有一個更為隱蔽的問題，就是一個地區的歷史遺存問題。這些人文遺跡本來有非常高的經濟價值與文化價值，但是由于沒有人文工作者的介入，一些開發商野蠻開發，遂使大量珍貴的歷史遺產被愚昧的推土機給殄沒了。以上海為例，上海有許多近現代重要的工業與商業遺存，現在都沒了蹤跡。
談到這里，只想強調一點，就是在接下來的城市化進程中，不能再搞粗放式開發了，要有人文評估，精確計算。否則，廣大內陸地區的自然環境與深厚人文遺跡會遭到什么待遇，真不好估計。而這些蘊含著太多自然、歷史、人文基因的東西一旦消失，就再也不能復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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