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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國際油價再次破百且來勢洶洶的猛漲之勢，很多人估計，此次高油價可能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第四次石油危機”或許已悄然來臨。
不同于上一輪經濟繁榮期的高油價，那時候高油價負面效應很容易被高漲的消費需求所抵消；而低速經濟增長伴隨高油價預期，則就極有可能產生經濟學家們最為擔心的經濟滯漲現象。事實上，多數經濟學家已預測到至少今后兩年國際原油價格很有可能破百，進入120美元的新能源空間之中。只是沒想到會如此迅速，而且在全球經濟尚還未全面復蘇的情況下就已啟動。其導火線是來自于去年年底突尼斯變局所帶來北非、中東政經格局大變動。
或許偶然的一次沖突并不足以撬動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但當勢態以各種方式傳遞到北非和中東各大產油大國的時候，就會演化成一個國際性重要事件了。利比亞的政治動蕩之所以能夠攪動國際原油市場，主要原因并不僅因為利比亞是非洲第三大產油國，國內原油產量占全球的2%，更為重要的是，該國原油含硫量極低，通常被稱為“甜原油”，是汽油、柴油，尤其是航空燃油的最佳原料，而且，這種優質原油也是眾多歐洲乃至亞洲煉油廠的主要來源。
故而，利比亞原油產量大幅縮減直接觸發了歐洲市場的恐慌情緒，提高了國際市場的油價上漲預期，遂急速催高了國際油價。
可見，本輪石油危機與“第三次石油危機”（2004年至2008年）的成因和產生機制有很大區別。“第三次石油危機”是由于全球經濟復蘇激發石油需求大增而引起的，總體來說，這種由需求驅動的石油危機對實體經濟的影響程度較為有限，而且也較易控制。這是由于旺盛石油需求引起的高油價沖擊并不長久，當油價超過實體經濟所能承受的合理范圍時，過高的油價會抑制石油需求，從而使得高油價失去強有力的支撐基礎。
但是，由于地緣政治導致供給突然變動所引起的石油危機顯然要比需求驅動的石油危機對實體經濟造成的不利影響嚴重得多，而且持續時間更長，經濟波及范圍也更廣。一方面，由于政局動蕩、戰爭爆發以及大范圍石油工人罷工運動所引發的石油減產不可能在短期內得到有效恢復，尤其在產油區，一旦爆發戰爭或者政治動亂，日常的石油生產活動將遭受嚴重破壞，由此帶來的不確定性又會進一步減少生產性投資，最終對世界的原油供給量造成致命打擊。
另一方面，當原油供給趨緊的信號被國際市場的那些投機者捕捉以后，將促發國際市場新一輪恐慌情緒。由于擔心國際原油市場的供需失衡加劇，各國政府以及能源機構紛紛提高預防性石油需求，增加石油儲備以應對石油危機，而這種預防性需求的大幅上升，勢必造成供需失衡進一步加劇，最終導致國際原油價格節節攀升。上世紀70年代爆發的兩次石油危機便是最好的例子。在1973年至1974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機與1979年至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機爆發以后，世界范圍內的石油供給大幅縮水，而與之相伴的，則是各國預防性需求的大幅增加，國際油價遂報復性上漲，致使世界經濟出現明顯的衰退跡象，在美國甚至還出現了自20世紀30年代到那時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經濟衰退的同時還伴隨著高通貨膨脹，出現了所謂“滯漲”格局。這一思路得到了哈密爾頓等一大批經濟學家實證研究的佐證。他們認為，供給型的石油危機正是產生“滯漲”的罪魁禍首。而之后的第二輪、第三輪石油危機的危害性，相比之下就大大下降了。
遺憾的是，本輪的石油上漲也恰恰屬于大家最為擔心的供給驅動型石油危機。如今，世界經濟的復蘇前景仍然堪憂，甚至許多國際研究機構紛紛預測，歐美以及日本等發達經濟體今年經濟增長率將普遍低于2010年，而且以中國、印度為首的新興經濟體增長速度也將放緩。所以，“第四次石油危機”這一不速之客對于全球經濟復蘇無疑是雪上加霜。
而對于中國來說，情況更為復雜。盡管已經采取了強力的積極性貨幣政策，通過提高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率，企圖壓低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但國際油價的再次上漲可能面臨著貨幣政策的再次失效。接下去，除了提高利率，我們的政策工具箱還有什么手段可用之于調控國際油價上漲所帶來的通脹呢？稍有不慎的貨幣政策操作，就有可能會陷入美國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滯漲”泥潭之中。同時，過高的石油對外依存度也是一個不小的外部風險。有理由相信，如果此輪國際油價維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國際原油的供給也并不會得到根本性的增加，甚至還會由于北非的動蕩局勢而減少石油開采的投資規模，從而使得石油供應量在長期內都維持在低水平。
因此，同樣是破百的國際油價上漲，這一次我們要特別警惕，應有全盤考慮，盡早準備對策。
（陳宇峰：浙江工商大學；俞劍：安徽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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