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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貨幣主義觀點，通貨膨脹說到底就是一種貨幣現象。換句話說，通貨膨脹就是因為貨幣供給量超過了貨幣需求量，從而導致更多的貨幣追逐較少的商品而導致的物價水平之普遍上漲。根據這一定理，控制通貨膨脹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緊縮貨幣。
　　但是，事實告訴我們，導致通脹的原因遠比貨幣主義想像的要復雜得多。而把通脹簡單界定為一種貨幣現象，只是回答了“是什么”，并沒有回答“為什么”。誰都知道通脹是因為票子（貨幣）發多了，然而問題恰恰在于那么多的票子為什么能夠發出來。只有弄清楚了這個“為什么”，才能找到治理通貨膨脹的有效方法。
　　為了弄清楚中國超額供給的貨幣究竟來自何處，首先需要對我們所討論的問題加以界定，以免產生不必要的誤解。我們在這里所說的貨幣供給采用的是內生性貨幣供給理論的定義。根據此理論給出的定義，貨幣是存量與流量的統一，其中存量貨幣供給是外生性的，而流量貨幣供給則具有內生性。
　　這兩種貨幣創造的機理是完全不同的：存量貨幣的供給源于儲蓄（儲備），并且取決于央行的貨幣與匯率政策。在封閉經濟中，存量貨幣的供給數量與央行基準利率負相關，但在開放經濟中，這種因果關系則是不確定的。
　　流量貨幣的供給通常是由需求決定的，其供給來源是各種各樣的市場行為主體，并且，在開放經濟下，流量貨幣的供給數量與央行基準利率正相關。其中的道理很簡單，央行越是采取緊縮的貨幣政策，減少存量貨幣的供給，在市場對貨幣需求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市場中有貨幣供給能力的行為主體就會在高利率的激勵下去創造更多的流量貨幣，即時下人們所說的流動性。
　　按照以上的定義，我們可以把中國央行發行的基礎貨幣（M0）定義為外生性的貨幣供給，把包括M1在內的M2定義為內生性的貨幣供給。
　　從這樣的定義出發，我們可以看到，自1990年以來，中國的貨幣供給一直維持在較高的水平上，外生貨幣M0的供給年均同比增長在15%左右，內生貨幣M2的供給年均同比增長率則更快，與M0相比平均要高出三個以上百分點。
　　在中國貨幣供應總量的持續增長中，大致經歷了兩次比較大的波動：一次是發生在1990年到1994年的波動。期間為了防止經濟走向衰退，管理層采取了極度擴張的貨幣政策，M0的供應量同比增長迅速，在1993年的時候，同比增長達到了35%以上，M2的同比增長更是高達37%以上；另一次是發生在2008年到2010年的波動。由于受到2007年次貸危機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中國經濟增長也開始趨于下滑，為了防止經濟走向衰退，管理層再次采取強力的擴張貨幣與財政政策，貨幣供應量迅速增長，M1與M2的同比增長分別達到了32.35%和27.68%。
　　因為貨幣供應量增加過快，這兩次貨幣供給量的劇烈波動都導致了危及經濟穩定增長的通貨膨脹。其中，發生在1994年的通貨膨脹曾經使得CPI上漲了25個百分點，而開始于2007年（因為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而被中斷）的通貨膨脹也已達到了5%左右。
　　至此，所有統計數據似乎仍然在支持貨幣主義的基本觀點：通貨膨脹歸根到底不過是一種貨幣現象而已。但是，只要稍加仔細觀察，就會發現，這兩次貨幣供給的波動在機理上幾乎是完全不同的。
　　上世紀90年代發生的貨幣供應量的波動是主要由外生性（M0）貨幣供給變化所主導的；而本次貨幣供應量的波動則主要是由內生性（M1和M2）貨幣供給主導的。
　　我們這樣說的根據是：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貨幣供應量急劇波動過程中，是先有外生貨幣供給的增加，然后再有內生貨幣供給的增加，且這兩種貨幣供給的波動周期基本吻合。但從2008年開始的貨幣供應量波動是首先從內生性貨幣供給增加開始的，外生性貨幣供給增加只是在管理層決定采取擴張財政政策之后才啟動的。
　　理解這種區別之重要，對于政策制定者來說是絕對不能忽略的。在下文中，我們將從這種區別著手來探討本次通貨膨脹的真正原因。
　　從2004年開始，中國經濟增長出現了兩位數以上的增長。與此同時，一般物價水平也開始明顯上漲。此時，管理層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過快，并隨即采取了緊縮貨幣政策。但是，處在開放經濟下的中國，單方面采取貨幣緊縮政策是無法達到減少貨幣供應量之政策目標的。
　　人們所看到的是，伴隨著人民幣加息而來的首先是人民幣升值，因為加息必導致作為人民幣資產價格的匯率上揚。除了這種流量效應之外，從存量上看人民幣本來就面臨著巨大的升值壓力，因為中國的外匯儲備一直在增加。
　　因此，盡管同期美聯儲也采取了加息行動，從而未造成中美兩國息差的擴大，但因美國財政部從2002年就開始將美元貶值以應對來自于歐元的挑戰，而中國管理層則從2005年起開始著手對原有固定匯率制度加以改革，從而讓人民幣走上了對外升值的道路。于是，在中美兩國匯率呈反方向調整的情況下，境外資金大規模流入套利。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不言自明的，管理層通過提高利率（包括提高商業銀行的準備金率）所緊縮掉的貨幣盡數被境外資本流入而導致的外匯占款發行的貨幣所對沖，貨幣緊縮政策不僅沒有能夠起到減少外生性貨幣供應的政策效果，反而導致了匯率與利率平價的破壞，以及由外部資金流入而造成的外生性貨幣供應量的增加。
　　而緊縮性貨幣政策不僅不能減少外生性貨幣供給，反而還給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面帶來了不利影響，從而誘發了內生性貨幣供給的迅猛增加，而這是導致此次通貨膨脹難以得到有效治理的基本原因。人民幣對內加息、對外升值后，主要是通過以下兩個渠道對中國經濟產生沖擊的：一是金融渠道；二是產業渠道。
　　而相關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轉變的速度之快、數量之龐大是始料未及的。因為，自2004年管理層決定實施宏觀緊縮政策以來，各種緊縮產業的政策接踵而至。這些產業緊縮政策主要包括：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政策；從高碳經濟向低碳經濟轉型的政策；從勞動要素密集產業向高技術產業轉型的政策；嚴厲的環境保護政策；控制產能的政策；以及從出口導向轉為內部市場銷售的政策等。
　　然而，中國產業界的實際情況是普遍缺乏完成以上轉型所需要的要素，這意味著中國實現上述轉型的約束條件大都不能得到滿足，無奈之下，越來越多的企業只得選擇退出。正是這種產業資本大規模從實際經濟領域退出的舉動，讓許許多多原本沉淀在產業部門的資金“飛起來”了，從而導致了內生性貨幣供給的急劇擴張。
　　除了上述的產業緊縮政策之外，與之同時實施的還有勞動緊縮政策。勞動緊縮政策實施的后果是勞動成本的提高，我們這里所說的勞動緊縮政策主要包括補貼農業勞動和大幅提高城鎮勞動者名義工資的政策。
　　眾所周知，迄今為止，中國仍然是一個發展中二元經濟結構國家，這意味著在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出清之前，中國的工資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將取決于農村居民的收入狀況，當農村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時，城鎮的工資水平就必須上調，否則農村勞動力就會停止流向城鎮工業部門，中國從二元社會向一元化社會的轉型也就無法實現。但是，當下中國，一個非常盛行的觀點是，劉易斯拐點已到，農村剩余勞動已經趨于枯竭，從而需要大幅提高工資來實現社會的充分就業。
　　然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首先，中國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比重依然在50%左右，農村勞動的邊際產出遠遠低于國際平均水平，無論如何也不能說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了。
　　其次，既然中國的劉易斯拐點尚未到來，那么在最近數年中，中國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為何會顯著地減少了呢？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管理層在最近幾年中增加了對農村和農業生產的補貼；二是伴隨著房地產價格暴漲而來的城市居住費用的提高。在這兩個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進入城市就業的成本提高了，而留在城市務農的收益相對增加了，于是，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數量自然也就趨于減少了。由此產生的后果就是在中國各地到處可見的“民工荒”，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為了維持其正常運轉，就不得不提高工資標準。
　　由上可見，因果關系應當是這樣的，因為管理層增加對農村與農業生產的補貼、以及城市房價的過快上漲導致了工資上漲的壓力，而不是因為中國到了所謂的劉易斯拐點才導致工資率的上漲。因此，我們有理由把補貼農村和農業生產的政策視為勞動供給的緊縮政策。
　　為了控制不斷趨于擴大的收入差距，近年來，管理層不但制定了新的勞動合同法，還進一步推出了增加工資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假如勞動生產率提高了，那么管理層對勞動力市場進行這樣的干預是必要的，但問題恰好在于全社會的勞動生產率并沒有發生多大的變化。
　　根據世界銀行發布的報告，自2006年以來，中國的勞動生產率基本不變，但是名義工資卻有了比較明顯的上漲，特別是從2009年以來，名義工資更是出現了加速度上漲，由此產生的后果是企業對勞動需求的下降和增量投資的萎縮，由管理層進入勞動力市場進行行政性干預所造成的緊縮效應非常顯著。毫無疑問，勞動緊縮政策所產生的流動性效應與產業緊縮政策的后果是非常相似的，勞動供給價格的提高會壓制產業投資，誘致內生性貨幣供應量的增加。
　　在從金融角度對中國超額供給貨幣的來源進行分析之后，我們還需要從財政角度對中國超額供給貨幣的來源加以分析，否則就會留下某些缺口而導致通脹治理政策選擇上的缺陷。
　　我們在上文中已經提到過，最近幾年來，在國民儲蓄總量中，居民的存款是趨于下降的，而企業與政府的存款均出現了顯著的增長，從2004年算起，兩者的增加值都達到三倍以上。結果，在中國，政府不僅是外生性貨幣的創造者，而且也是內生性貨幣的創造者，其創造的貨幣供應量之多，也是不容忽略的。
　　中國財政存款不斷增加，說到底是與政府過多地參與社會投資有關。2000年后政府財政支出有了十分明顯的增加，其增長的斜率越來越陡，反應在稅收上，是政府稅收收入的迅速增長，因為沒有稅收的增加，政府不斷增加的支出就只有依靠貨幣的財政發行來加以平衡，而這與穩健的貨幣政策是背道而馳的。
　　這樣的救治政策，不僅導致了外生性貨幣供給的增加，而且也帶來了內生性貨幣供給的異常增長。政府救市導致外生性貨幣供給增長是不言而喻的，因為政府突然間增加財政支出，沒有擴張性的貨幣政策配合是不可能做到的。但問題在于政府的擴張性財政政策是如何造成內生性貨幣供應量增加的。
　　對此，我們可以從兩個角度來加以理解：第一，政府實施財政擴張政策需要以增加稅收為前提，由此引起的政府存款的增加會引起內生性貨幣供給之新的來源，我們不妨將此定義為擠入效應；第二，當政府進入一般產業領域從事生產經營活動時，就會對民營經濟產生擠出效應，從而導致企業存款的增加，并使得內生性貨幣供給進一步增加。
　　綜合以上各點，我們應該已經闡明了中國本次通貨膨脹的形成機理。簡單做個歸納，導致本次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不外是：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加緊縮性的產業政策和勞動政策、再加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以上這些政策疊加在一起，在導致境外套利資本大量流入的同時，又迫使沉淀在產業領域的固定資本紛紛變現，結果，在外生性貨幣供給和內生性貨幣供給雙雙增加的推動下，使得一般物價水平不斷走高。
　　由此可見，本次通貨膨脹與消費需求基本上沒有關系。事實也告訴我們，居民消費的增長遠比GDP增長和物價上漲的幅度要小得多，而且，消費占GDP的比重多年來也一直徘徊不前，甚至還有逐漸下滑的趨勢。所以，本次通脹絕對不屬于需求拉動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