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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在2011年要“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在劃定范圍、提供激勵、加強自律的思路下推行利率市場化改革，是“十二五”時期金融改革與發展的戰略規劃之一。筆者認為，在開局之年，就應從戰略高度審視和把握利率市場化改革，據此制定出相應對策。
可以說，利率市場化改革，即將利率的決策權交給金融機構，由金融機構根據資金狀況和對金融市場動向的判斷來自主調節利率水平，形成以央行基準利率為基礎，以貨幣市場利率為中介，由市場供求決定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利率體系和利率形成機制，是我國金融改革與發展的重要戰略。但我國金融戰略結構的選擇必須是基于某些前提條件的多方博弈與歷史進化過程，一定要正確處理好利率市場化改革與維護金融市場穩定和金融業健康發展的關系。我國未來的金融體系，究竟是以商業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模式，還是以資本市場主導的市場型金融體系模式？金融市場是以直接融資為主，還是以間接融資為主？這些都取決于很多政治、經濟以及社會的因素。在這個強大的金融體系尚未完全建立起來之前，諸如利率、匯率這樣的金融價格體系完全放開或過早市場化不可行，因為發達國家針對中國的金融戰略之一，就是他們一邊鼓勵中國大膽推進市場化改革，一邊試圖讓中國在根本沒有或者不懂市場定價權的情況下過早就被牢牢牽住“牛鼻子”，圍著西方金融大鱷指揮棒轉。所以，利率市場化作為我國金融戰略的一部分，在國際金融戰略博弈中應力爭主動、靈活、獨立、創新。
完全放開存貸款利率，是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攻堅環節。管理層最大的擔憂莫過于利率市場化將導致利率在擺脫管制之后可能會出現劇烈波動，存貸款利差普遍收窄；中小型金融機構面臨的競爭壓力增大，甚至出現經營困難而破產；收窄的利差導致金融機構以“量”彌補，普遍會伴隨著貨幣和信貸供給的擴張，對金融機構的風險管理能力要求提高；另外，早期名義利率的上升往往導致外資流入，逼迫本幣升值等。確實，歷史經驗和國際經驗都證明了這一點。20世紀70年代以來，在名義利率資料比較完整的、實行了利率自由化的20個國家里，有15個國家的名義利率都上升了。1980年3月31日，美國里根總統簽署了有關儲蓄機構市場化的法令以及貨幣管制法，在此后六年中廢除了Q條例，致使名義利率高達兩位數，創美國金融史先例。然而，在實行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最初幾年，美國每年倒閉的銀行達兩位數，1985年達三位數。再看拉美的阿根廷，在1975年第二次啟動金融改革，先取消了除存款以外其他利率管制，進而放松儲蓄存款限制，并最終在1977年實現了所有利率的市場化。但利率完全放開后，因國內資金供不應求，本國商業銀行和企業轉向利率較低的國際金融市場借貸資金，致使外債過度膨脹，大批企業因無法償還銀行貸款而倒閉，而企業倒閉又反過來沖擊銀行，導致銀行破產。
有鑒于此，未來五年，我國的利率市場化改革應有大智慧，更要有戰略考量。
首先，開局之年，考慮到一旦放開存貸款基準利率后，貨幣當局也面臨著調控手段缺失等現實問題，而金融機構在風險管理水平不夠、政府隱性擔保的條件下，也存在壞賬上升的系統性風險，再加上當前中東北非局勢動蕩造成國際油價飆升、極端災害性天氣和流動性過剩引發國際國內農產品以及大宗商品價格迅猛上漲，通脹預期比較嚴峻，利率市場化改革可在一些條件適宜的銀行作些試點，諸如擴大貸款利率下浮區間、擴大長期大額存款利率上浮幅度，或讓5年期以下中短期存款具有自由定價能力等，但全面鋪開時機尚不成熟。明年可進一步擴大中短期存款利率市場化改革的范圍。至于“十二五”時期利率市場化改革是否能完全到位，應根據具體情況而確定。總之，利率市場化改革既要遵循市場規律，又要確保將改革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降到最低。
其次，隨著利率市場化的深入，央行利率調控體系也應隨之完善，努力使利率調控的靈活性進一步提高。利用貨幣政策工具引導市場利率，并通過市場利率引導金融機構存貸款利率，應成為央行利率調控的重要形式。所以，目前央行還要加快建立、健全利用貨幣政策工具引導市場利率的制度體系，理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
再次，所有金融機構應明確衍生產品和結構化產品市場的標準化結構、保證金、中央清算、信息披露等制度要求，逐步豐富產品種類，建立完善各類收益率曲線，積累相關基礎數據，加快提高其市場參與的成熟度及產品應用水平，為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有效展開打下良好的市場運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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