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物價、房價、社會保障、就業等社會熱點、難點問題，這幾年，有關教育投入的問題似乎倒有點被“邊緣化”了，而事實上，教育投入一直是一個讓人擔心、令人糾結的難題。
自打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中提出，要在上世紀末將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提高到4%起，人們一直對此保持關注，擔遺憾的是，這一目標直到現在也沒有實現。據有關方面統計，從2000年到2009年10年間，按4%最基本的目標測算，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10年已累計“欠賬”16843億元。比較而言，無論是高收入國家還是低收入國家，這一比例早就超過了4%，一些中低收入國家還超過了5%。
對此，專家的解釋是，統計的口徑不一樣，而有關方面的解釋則是，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偏低，制約了財政對教育的投入能力。這樣的解釋或許有一定道理，但都不是教育經費占GDP比重達不到4%的充足理由。因為，從這些年中央到地方在鐵路、公路、城市建設等方面的投入情況來看，政府并不是沒有增加教育投入的能力，而是沒有投資教育的熱情。
值得注意的是，僅去年一年，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就籌集了數萬億資金，用于城市建設、城市改造和道路建設，就相當于一年教育總投入的幾倍。而這些投入，也不象工業投入一樣有產出，更多的都是建立在土地財政的基礎之上。而這幾年在軌道交通、鐵路、航空等方面的投入，也是動輒幾千億、上萬億的投資，特別是鐵路投資，僅高速鐵路就投資高達幾萬億。
加大對鐵路、交通等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建設的投資力度，改善交通和城市生活的硬環境，本身并沒有錯，但決不能因此而忽視對教育、科技等軟環境的投入。如果軟環境上不去，即便硬環境再好，那也是一副空架子。
這種結果的出現，顯然與地方政府在執政理念、執政思維和執政目的方面的差異有著密切的關系。因為，硬環境建設可以從工程和項目的形象上給執政者帶來直接的政績與感官體驗，并成為升遷和重用的籌碼。相反，軟環境建設卻不能立竿見影，甚至會給后人做嫁衣，自然難以激起執政者的興趣和熱情。
地方政府的這種思維，不僅體現在對教育的投入方面，在其他民生問題上同樣存在。如醫改、住房、社會保障、就業等，地方政府都會以財政困難為借口，盡可能地減少這方面的投入，而騰出更多的資金用于城市建設、形象工程建設等。這些年，數萬億的政府負債和土地出讓收入，有多少是用于與民生直接相關的項目呢？又有多少是用于保障房建設、醫療衛生和教育方面呢？
如果地方政府在教育投入方面也象城市建設一樣，行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早就超過4%了，教育方面的人才也就不會流失了，貧困地區的師生也就不需要在危房中上課與聽課了。所以，對行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4%的問題，不僅要作為一項目標列入政府的議事日程，更要作為一項政治任務交待給地方政府。就象房價一樣，達不到目標，就要追究地方主要負責人的責任。只有這樣，4%的目標才能早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