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都要為國人展現出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畫卷。
這次，提高消費率將作為“硬約束”指標納入“十二五”規劃當中。規劃明確提出要將擴大內需，特別是消費需求作為長期方針，推動中國經濟更廣泛的結構性調整，并實現經濟由外需驅動向內需驅動，由生產大國向消費大國的“二次轉型”。
回顧中國經濟的發展歷程，中國擺脫“貧困陷阱”，從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邁進之路十分成功。改革開放30年以來，中國正趕上了全球產業與貿易分工體系重組的浪潮，利用自身的資源、成本、市場潛力和產業配套能力強等諸多優勢，中國不僅全面融入全球經濟體系中，也實現了向以外需為驅動的生產型大國的第一次轉型。但是中國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突出，例如，外需與內需的不平衡、“投資（儲蓄）—消費—出口”的不平衡等等，而這其中消費與儲蓄結構失衡是影響和解決諸多結構性矛盾的關鍵環節。
數據顯示，從2001年到2009年,國內投資率由36.5%上升到47.7%，消費率卻由61.4%下降到48%，其中居民消費率由45.3%下降到35.1%。目前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資料，低收入國家居民消費率平均達到75%，高收入國家達到62%，中等收入國家平均為57.5%,全球平均為61.5%，中國為35%左右，明顯偏低。而另一方面，我國的儲蓄率持續上升，由2002年的40.4%迅速提高為2008年的51.4%，2009年盡管略有下降，但也達到49%，占2009年全球儲蓄的28%，居于世界首位。
不可否認，高儲蓄與中國經濟起飛階段的“趕超戰略”密切相關。應該講，以高儲蓄率完成工業化、城市化所需要的資本積累是中國走向現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國的高儲蓄-高投資-高增長的過程，是轉型經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在向工業化城市化邁進的過程中，大量資本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條件之一，而這些資本主要是來自于本國的儲蓄，充足的儲蓄使企業能夠以較低的利率獲得資金，使經濟總量和資本存量顯著增加，從而實現經濟的“追趕”。
但是儲蓄與消費比例的失調，也越來越成為中國宏觀經濟波動以及經濟內外部不平衡的主要癥結所在。
一方面，“高投資（高儲蓄）、高出口和低消費”成為中國宏觀經濟典型的特征寫照。在總需求的三大組成部分中，投資具有“引致性”和“派生性”的特點，（凈）出口貿易則易受外部市場環境和本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等不確定因素的影響，投資和（凈）出口貿易的出發點與落腳點，都是為了消費，唯有消費才具有決定性意義。如果缺乏消費的有力支撐，新增投資產能就難以及時被市場消化，遞減的投資收益率已不能吸引和消化更多儲蓄來形成新的生產能力，大規模投資引致的結構性通脹將被產能過剩和庫存化所取代，隨之而來的通貨緊縮又將取代結構性通脹，從而會引發一輪又一輪通脹與通縮交替出現的經濟波動。
另一方面，內部不平衡又會通過外部不平衡表現出來。根據國民收入恒等式：GDP=C+I+G+X-M
(其中GDP-國內生產總值、C-消費、I-投資、G-政府支出、X-M-凈出口) ①式，經變換，推出CA =I-[S+(T-G)]
(CA-經常項目、S-私人儲蓄、T-G-政府儲蓄)
，表明經常項目余額等于國內投資減去國內儲蓄。我國現階段的經常賬戶順差，就是因為國內儲蓄大于投資。由此可見，近年來我國貿易順差的經濟實質是，國內投資不能充分吸納國內儲蓄，貿易順差反映了以實物形態的資源流出，加劇了國際收支的不平衡。這也正是要把提高消費率列入“十二五”“硬約束”指標的根本意義所在。可以預見，未來中國將經歷全球規模最大的經濟和社會轉型。它將涉及我國整體的發展路徑和動力結構的轉換，不僅涉及如何形成與之相匹配的財富分配結構，例如，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居民收入分配政策，構建“藏富于民”的收入分配機制，要改變財富分配過度失衡，構建均衡共享型發展模式，還包括如何改變產業結構，大力發展有利于消費能力增長的產業結構與金融結構等。
無疑，這種轉變會對全球需求結構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院(MGI)的預測，中國在2025年前很可能將個人消費占GDP的比重拉升到50%以上。屆時，中國的消費率將與歐洲和亞洲的發達經濟體基本持平，從而使中國經濟躍升到一個新階段。麥肯錫估計，十年后，全球經濟每年可有1.9萬億美元凈新增消費，由于中國持續釋放居民消費潛力，并逐步擴大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中國占世界經濟的份額也將從目前的8.5%上升至13%，真正成為一個內需驅動型的國家。
筆者由此提議，為大力推進中國由生產大國向消費大國的“二次轉型”，應該抓緊制定中長期消費型經濟發展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