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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兩個事很有意思。
美國財長蓋特納日前說，中國不愿加快人民幣升值的步伐，這樣做在經濟上對中國自身造成的傷害比對美國大。考慮到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和面臨的通脹威脅，允許人民幣升值是符合中國經濟利益的。
無獨有偶，美聯儲主席伯南克在中國央行第三次加息之后也曾經有類似的表示，他說中國以加息方式對抗通脹是“令人驚訝”，并敦促人民幣升值。原話是這樣的：“現在發生的事情，在某種程度上有些令人驚訝，就是他們有通脹問題，而中國解決這個問題不是讓貨幣升值，從而減少出口的需求。相反他們讓匯率保持不變，而是嘗試通過加息來減少內部需求”。
根據匯率理論中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一國經濟高速增長，勞動生產率提高很快，該國貨幣的價值（實際匯率）就會提升，這反映了這個國家的競爭力變化。
如果這種貨幣內在價值的提升未能及時從名義匯率升值中表現出來，那么就會引起國內物價上漲。簡單概括一個等式：實際匯率變化=名義匯率變化+通脹的變化。
中國的情況似乎正在反應這一變化。所以我們很容易接受這樣的結論，今天的通脹是因為人民幣名義匯率升值沒有到位。這也是以上蓋特納和伯南克發表這一看法的邏輯所在。我知道國內很多學者也堅定地這樣認識的。
我們暫且先放下“巴薩”效應在中國的表現不談。
單就以上“巴薩”等式本身而言，抑制通脹的政策上就有兩個方向的選擇。
等式的右邊對應的政策是升值，伯南克和蓋特納看到的中國通脹問題的解決之道在于此。
而等式的左邊對應的政策其實就是壓內需，換句話講，是去掉實際匯率升值的“勢”，經濟減速意味著信用總規模需要嚴格地緊縮，長期利率要上抬以抑制地方政府的投資沖動和財政需求，經濟要忍受結構調整的陣痛期。上世紀九十年代朱镕基總理選擇的是后者。匯率盯住美元錨，然后是大幅加息。曾經高達20％的通脹最后實現了“軟著陸”。
在我看來，教科書要讀通。選擇升值的同義語是“巴薩”的蹺蹺板效應，以升值替代通脹。
但“巴薩”的蹺蹺板效應會在中國如期而至嗎？這取決于當名義匯率升值以后，該經濟體的既有結構是否足以支持貿易部門的資源如愿地向非貿易部門轉移，從而迅速地放大后者的供給能力。
而當下的結構性難題困擾著中國。金融、主體運輸（從公路網到鐵路運輸，從航空到遠洋運輸等）、電信、電力、傳媒等等，受到“壟斷”力量的控制，私人資本無法涉足或集聚。實際情況可能還遠不如此，當下國有部門依托著“反危機”政策所凝聚的“要素資源和資本的空前優勢”，在第二產業中私人資本也受到擠壓。
盡管有中央政府“非公新36條”的推出，但是體制革新終究是個長變量，恐怕經濟轉型尚未現端倪，通脹已成大患。可以想見，從實體中不斷擠出來的資金，或可能進一步做大虛擬資產泡沫而加深物價通脹壓力。
如果這樣，那升值的目的又在哪里呢。可見，我們不能不求甚解地理解“巴薩”。
在我所認識的“巴薩”的經濟邏輯中事實上隱含了相應的條件－貨幣的自由兌換和自由貿易。
顯然，這對于解釋中國經濟是有問題的，或者說值得重新認識。在資本項管制、貨幣不可自由兌換和貿易壁壘存在的條件下，出現的“對內貶值與對外升值”的現象是否能套用“巴薩”定律，簡單解釋為名義匯率升值不夠。
可以設想的一個場景。中國當下若立即放開資本項管制，會出現何樣的情形。我去年底去香港，買了一個麥當勞漢堡套餐花了22元港幣，同樣的套餐在大陸要買25.5元人民幣，人民幣的實際購買力已經下降了20％以上。或拜賜于人民幣的非自由兌換和資本項管制，才托著今天這個名義價格。如果現在宣布放開國內居民和企業的人民幣換成外幣去海外消費和投資的限制，將現如何光景呢？誰會去花倫敦金融城周邊高級公寓的價格去買下北京四環的普通商品住宅呢？大家都會做出理性選擇。某種程度上講，人民幣被高估的同義詞是人民幣自由兌換。
從出口看，中國有明顯的補貼，這些補貼往往比匯率的升幅要大很多。目前中國的出口平均退稅率為13.5%。而在地方政府轄區競爭的體制下，稅收和土地等其他優惠政策隱形的補貼可能更大。
進口來看，關稅很高，特別是高端消費品，如汽車、名牌商品。
中國的順差在一定程度并不反映貨幣的真實價值。2008年中國國貨復進口高達857.4億美元，使中國成為自己的第七大進口國，由于出口退稅、加工貿易、關稅倒掛、鼓勵出口等政策造成國貨復進口大量增加，既虛增出口，也虛增了進口，造成物流等社會資源的浪費。如果這些補貼能大幅縮減、關稅能大幅下降，人民幣還會有這么大的升值預期嗎？
過去8年，中國的貨幣量從2002年底的18.5萬億漲到了2010年72萬億，漲了3倍，中國的高速工業化驅動著名義經濟總量漲了2倍，土地和房產等像海綿一樣吸食著溢出的貨幣量。
這期間美國的貨幣量才增加了多少？
美國的M2增長了53%，而美國的最廣義貨幣M3從9萬億漲到當下的13萬億，增長了45%。同期美國的名義經濟總量漲了36%，而自金融海嘯以來美國國內資產縮水了40%以上，幾乎退回到2000年的水平。
在這期間，人民幣對美元名義匯率升值了23%。
可以理解的邏輯是：中國的資本化和資產價格重估吸掉多余貨幣，所以顯得美元超發勝過了人民幣，人民幣顯示了堅挺而升值。
今天眾多房產持有者的信念是未來資產能升值，能有價格的價差。這是投資客可以忽略住房的使用價值而持有的樸素動機。
一旦這種預期開始消失呢？信念動搖的結果是這個錢是要從高估的土地和房地產中流出來的。
一旦海綿已經趨于飽和不再吸水，甚至往外一瀉而出（資產價格的下行），多年以來人民幣發得比美元多就將“原形畢露”，屆時人民幣貶值將不可避免。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講，人民幣資產與匯率同向。
總之，近年來我一直在強調，人民幣匯率改革一定要與國內經濟的結構調整統籌結合。當一個個圍堵流動性的貨幣政策工具被用至極限之時，回過頭來發現所有的問題依舊，甚至愈演愈烈。
解決之道一定要超越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本身，人民幣匯率問題只不過是投資和消費內部失衡的一個必然結果，而不是原因。因為國際收支失衡本質上是一個內在的宏觀經濟的總量問題，取決于國民儲蓄率和投資率，因為它們決定了資本的國際流動。而儲蓄與投資的長期失衡，顯然最終是由一個經濟體的經濟增長模式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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