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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欲來風滿樓，近些年熱議不休的個人所得稅調整終于有望進入實質性一步。作為年內改善民生頭一件事，溫家寶總理表示國務院周三召開討論個稅起征點調整，引發公共空前關注，各類投票如火如荼。從某微博的投票來看，約有一半人支持設立在5000元，而對比幾年前茅于軾先生提出的8000元標準，這顯然與此前媒體報道的政策目標2500元到3000元有所距離。
民眾期望值與潛在政策目標的背離，不僅在于不同利益出發點，更折射出個人所得稅制度的固有弊端。從經濟學而言，個人所得稅有增加稅源以及收入調節兩重意義，而一直以來，我國個人所得稅的創收意義明顯大于調節作用。
從歷史相關數據來看，實行分稅制以來，個人所得稅幾乎是收入增長最高的稅種；當前在全國范圍名列第四稅種，在某些地方比例甚至更高。2010年，個人所得稅實現收入4837.17億元，個人所得稅收入占稅收總收入的比重為6.6%，同比增長22.5%。與此同時，居民收入增速則遠落后于個稅增長，呼喚調整起征點聲音此起彼伏。根據統計局數據，2010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增長11.3%，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僅為7.8%。
與個人所得稅收入的高歌猛進對比，相關制度推進卻顯得裹足不前。五十年代即有“薪給報酬所得稅”名目，但是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等法規，90年代后個人所得稅增長迅猛。近年來人們收入穩步攀升與資產價格膨脹，個人所得稅起征點上漲幅度卻相對有限，起征點從800元、1600元上升到今天的2000元。從2003年起，社會各界多次要求改變個人所得稅制度，甚至也將稅制改革納入十一五規劃，但是迄今仍舊缺乏根本性變革，嚴重滯后于社會變化。
饒是如此，仍舊有不少學者指出在全國9成人均月薪低于2000元的情況下，如果提高個稅起征點，顯然富人受益更多，月薪一萬少交的稅肯定比月薪三千多。然而，邏輯真是如此么？
首先，隨著人工成本上漲與通貨膨脹，不少熟練農民工的月薪在東部地區早已經超過2000元，普通工薪階層更是普遍超過兩千。從2009年數據來看，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18199元，東部更高。不少地區的最低工資也一提再提。如果發展到連低端農民工都需要繳納不菲個稅，試問這樣的起征點是否體現了人性化與公正呢？
其次，按照官方定義年薪12萬為高收入群體，這些群體在一線城市也顯得壓力重重。某媒體曾經舉出一個月薪4萬難以養家的案例：“三險一金”交0.3萬元，個人所得稅交0.8萬元，每月到手的差不多也就是2.9萬元，除了公積金，每月還得還房貸1.1萬元，算下來亦所剩無幾這里所論還只是個人所得稅，尚且不包括燃油稅、印花稅、營業稅、增值稅等隱形賦稅。難怪前兩年福布斯全球稅務負擔指數中中國名列前茅。
當前所得稅格局之下，工薪階層顯然成為個人所得稅納稅主體，超過六成的個人所得稅來自工薪階層，這一勢頭迄今尚在增加：2011年，工薪收入所得稅同比增長26.8%，高于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所得稅與勞務報酬所得稅收入增速。對比國外情況，大部分個人所得稅其實由富人階層承擔，比如新加坡，2成人口承擔了超過9成的個人所得稅，美國則是年收入10萬以上人口承擔6成個人所得稅。由此可見，不僅低收入群體感受到稅收壓力，夾在中間的工薪基層實際上成為個稅影響最大的群體，而這一群體往往被視為中產階層及其替補隊伍，是社會穩定的基石。
第三，即使確實大部分人收入在兩千元以下，那么期待通過對高收入群體課以重稅來實現“劫富濟貧”是否可行呢?顯然不是。賦稅越重，越有逃稅的動機與激勵，何況當前灰色收入盛行與誠信文化缺失，從12萬元以上個人自行納稅申報的境況可可見一斑。在經濟學上，拉弗曲線形象地解釋了這一情況：當稅率低于某一水平時，稅率越高，政府稅收越高；而當稅率增加超過這一水平之時，稅率越高，隨著成本提高、生產減少導致投資減少、收入減少死循環，政府稅收越低。這也成為上世紀80年代西方減稅的主要政策淵藪，羊毛畢竟出在羊身上，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總結來看，個人所得稅制度既然沒有體現公平，亦缺乏效率，提高個稅起征點顯然尤其必要，同時也不該止步于此，相關配套稅制改革應該著手推進，比如將分項征收形式變為綜合征收、區別化對待地區差異、征收對象由個人向家庭征收轉變等等。
在一個貧富差距不斷增大的社會，將任何問題引向貧富之爭無疑容易獲得道德正義感，然而卻造成某種誤導。每個納稅人都是平等的，也享受置疑的權利，從低收入群體到高收入群體皆然。如果民粹地把“與民爭利”問題引向“防止富人受益”，不僅無助于緩解真實存在的民生壓力，也遮蔽了根本改革個稅體制問題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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