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已進入經濟轉型階段，節能減排、環境保護的重要性日益凸顯，而在這些方面，企業能否履行好自己的社會責任顯得尤為重要。那么企業在我國經濟轉型階段應該履行哪些社會責任，政府應如何引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針對這些問題，記者專訪了全國政協委員、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
上海證券報：您覺得什么是企業的社會責任？其中最重要的社會責任是什么？
賈康：企業的定位是市場競爭主體，競爭要符合市場規則、法律規范，企業應在市場競爭中努力做大做強。做到這點，應該說企業的社會責任就基本盡到了。
所謂合法合規經營，實際上就是看企業的法治意識，包括公平競爭、生產優質產品、履行納稅人義務等。企業首先要保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充分考慮職工的職業發展，在一些問題上要注意與職工協商。
當今社會，企業被賦予更多的社會責任訴求，比如災難過后，公眾以捐錢多寡、態度好壞來評價企業。這樣的看法不乏一定的合理性，但實際上也是一個誤區，因為我們不能把企業看作一個不求投資回報，學雷鋒的主體。
民眾希望企業熱心公益，這可以提倡，但不宜把它簡單地定義為企業必須要盡到的社會責任。公益應該是政府再分配、非營利組織和慈善組織更多關注的方面，應由他們來發揮慈善作用、救濟作用。慈善和公益應該是企業自愿做的事情，不應該強制要求企業去做。如果有強制要求，就等于把企業看作非企業了。
合法合規、努力做大做強是企業最重要的社會責任。企業要爭取按照有長期行為的模式來考慮自己的生產經營行為。
企業還應在沒有稅收制度等經濟杠桿和法規制度的約束下，自覺不制造污染，也不對經濟社會造成其他不良影響。在這個歷史潮流面前，中國應更好地總結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建立稅制以外的其他制度，更好地引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
企業還應有強烈的環保意識，而現有的法律框架對環境保護問題的調節力度遠遠不夠。
上海證券報：中國社科院去年底發布的企業社會責任藍皮書認為，我國企業社會責任指數整體偏低，70%以上的百強企業還在旁觀。您如何看待這種現象？
賈康：這是社科院的觀察，我沒有處理過這一類數據。不過，我認為，我國還處于企業社會責任機制建設的初級階段。
應當看到，當前我國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還不夠主動，所以從根本上來說，要求企業履行社會責任，還是要靠經濟制度、經濟杠桿來引導企業減少污染、節能降耗，走綠色發展之路。
上海證券報：您認為政府有關部門應該如何引導企業履行社會責任？
賈康：首先要明確鼓勵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導向，通過經濟手段引導，再加上懲戒制度，這樣一套完整的體系，才能引導企業更好地履行社會責任。
比如在環保方面，現有的法律框架還不能充分約束企業，所以要加快建設相關的調節機制，環境稅就是一個必要的制度建設。
中央文件已經明確提出，“十二五”期間要開征環境稅。從專業角度來說，我更傾向于用“環境稅制”這樣一個表述。它要解決的問題是在現有的稅制體系里，推進相關稅的“綠化”。比如我們的消費稅、資源稅都是可以進一步“綠化”，以經濟杠桿來促進低碳，促使企業節能降耗等。
談到“環境稅制”的建立，也不能回避碳稅問題，盡管碳稅問題在企業界有很多顧慮，認為會增加企業負擔，有人甚至認為是國外想用碳稅壓制中國企業的活力。我不贊成把這個問題極端化。在“十二五”期間，碳稅框架應該比較現在的國際經驗，掌握生產經營主體、化石能源排放量，國外的做法是通過掌握化石燃料的消費量，換算得出碳排量。應該從低稅負起步，例如每噸碳排放10元的標準，切不要一步走得很高。
同時，應該配合稅制方面的減稅措施，適當調低企業所得稅水平。這樣一來，企業總體的宏觀稅負不會增加，又使企業得到雙重調節，進而產生雙重紅利。一個紅利就是大家更注意節能降耗、減排除污；另一個就是降低另外一些稅負，使企業更好發揮市場主體作用，激發企業活力。
上海證券報：那么資源稅改革全面推開是否也可以引導企業履行環保方面的社會責任？
賈康：資源稅改革全面推開，與環境合理開發有關，可以引導企業節能降耗。
今后應該充分發揮資源稅與初級產品價格聯動的杠桿調節功能，使價格水平及其形成機制更好地反映資源的稀缺性，更好地反映市場上資源產品供求關系和應有的完全成本，促進企業節能降耗和社會公眾生活更加低碳。
上海證券報：除了通過經濟杠桿約束之外，政府有關部門是否還應該出臺其他政策督促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比如國務院國資委要求央企定期發布社會責任報告，交易所也要求上市公司發布履行社會責任報告。
賈康：要求央企和上市公司定期發布社會責任報告，都是信息披露透明度的問題，因為這些企業都是與公眾利益密切相關的市場經濟主體，央企有一定的特殊性，上市公司在資本市場上融資，和公眾利益緊密相關，兩者都不同于一般企業，所以有特定要求。而在這個范疇以外的企業，會受到有關法律法規的約束。
上海證券報：您覺得企業社會責任在未來經濟和企業發展中會不會越來越重要？
賈康：我不贊成單純地對企業社會責任是否重要問題進行討論，探討企業社會責任的問題，首先還是要把握好企業社會責任的內涵和外延，只有把這些搞清楚了，企業才能更好地履行其社會責任。
當然，社會責任意識的提升可以減少一些企業的違法亂紀行為，但是，減少這類事件，更重要的是靠法律制度、監督機制和懲罰機制，這些都是更具實質性的制度。
上海證券報：您是否認同積極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能創造更大的價值，或者具有更大的價值？
賈康：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首先要界定什么叫“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比如說有些企業捐款很積極，但同時又違規經營，這算不算履行了社會責任。企業的捐贈是復雜的，不否認企業捐贈是公益愿望的實現形式，但在市場經濟環境下，它和商業行為是分不開的，除非從頭到尾都是匿名的。在現實生活中，有些企業的捐贈行為實質是在追求廣告效應，也有一些人抓住時機做品牌效應。
盡管界定企業是否較好履行社會責任還需要一個全面的系統，但可以肯定的是，應該鼓勵較好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企業更好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