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由新華社經濟參考報、廈門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共同舉辦了“中國宏觀經濟高層論壇——控制通脹與保障民生”，主辦方代表、國家統計局副局長徐一帆、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賈康、財政部綜合司副司長汪義達、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學部副主任劉樹成、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北京天則研究所張曙光等有關專家學者等100多人參加了會議。論壇就目前社會上共同關心的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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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當局在2011年不能持堅決態度，采取強有力措施，始終有效抑制過高經濟增長沖動，防止通貨膨脹上升，尤其是控制M2增速使其回歸正常水平，那么，通脹壓力將進一步加劇。如果M2增速能夠控制在14%，那么，2011年的CPI有可能從基準模型預測的5.4%下降到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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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升值并不是降低通貨膨脹的有效方法，同時對居民收入和消費的影響也不大；反而有可能加重國民經濟對投資的依賴。因此，試圖通過人民幣升值來調控通貨膨脹的方式不利于當前調結構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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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之間的稅負基本一致。這樣的稅制安排顯然是不太公平的，不利于縮小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不利于擴大中低收入階層居民的消費。因此，必須盡快進行所得稅結構調整，實現公平稅負。
2月26日上午，廈門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和新華社經濟參考報社在京聯合舉行“控制通脹與保障民生——中國宏觀經濟高層論壇暨中國季度宏觀經濟模型(CQMM)2011年春季預測發布會”，發布中國季度宏觀經濟模型(CQMM)2011年春季預測報告。報告認為：2011年中國經濟將延續2010年態勢，GDP將增長10%以上；但是通脹壓力較大，CPI指數可能突破5%。為了有效控制通脹，宏觀經濟當局在十二五開局之年應適當抑制各地的經濟增長沖動，在政策措施上嚴格控制M2的增長速度。
中國季度宏觀經濟模型(CQMM)是廈門大學宏觀經濟研究中心與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合作開發的一個以轉型期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為背景，以宏觀經濟理論的發展為基礎，以先進的宏觀經濟建模技術為支撐，利用中國宏觀經濟季度數據構建出的，以需求為導向的，旨在進行短期預測的宏觀經濟動態計量模型。模型采用結構性方程組，不僅可以進行宏觀經濟預測，而且可以進行政策模擬，定量評估被評估宏觀經濟政策的效應。雙方研究人員自2005年起研制這一模型，2006年7月，CQMM模型投入使用。自2006年7月開始，中國季度宏觀經濟模型課題組每年兩次定期在北京和新加坡發布中國宏觀經濟預測報告，公布課題組對中國經濟未來兩年八個季度的主要經濟指標的最新預測、對相關宏觀經濟政策進行政策模擬的結果和宏觀經濟政策建議。本次發布是CQMM的第十次預測報告發布。
在過去五年里，根據研究需要，課題組對CQMM模型做了許多重要改進。最初的CQMM模型只包含投資、消費、進出口、外匯儲備和貨幣五個模塊；經過多次改進和擴充，目前CQMM模型已擴展為9個模塊109個變量，模型的功能大為提升。本次預測，模型在數據處理上又做了重要改進，首次在中國發布了與國際接軌的年度化季對季增長數據，更為準確地刻畫宏觀經濟的動態。
從過去5年的運行情況看，CQMM不僅彌補了當前國內年度宏觀經濟模型難以有效進行短期預報的不足，而且能夠把握和刻畫中國經濟結構在較短時期內較大轉變的事實，成為政府機構、研究機構及企業單位賴以進行宏觀經濟分析和預測的重要依據之一。CQMM的研制與運行為改善我國的宏觀經濟調控提供了必要的智力支持。
本次預測是CQMM模型的第十次預測。本次預測的主要目的有：(1)基于中國季度宏觀經濟模型(CQMM)對2011年和2012年中國宏觀經濟運行趨勢展開預測;(2)模擬現行的通貨膨脹對城鄉不同收入群體收入與消費行為的影響；(3)模擬分析人民幣升值對抑制通貨膨脹的有效性；(4)依據模型模擬結果，對宏觀經濟政策進行評價與展望，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本次報告認為：2010年，中國經濟實現了10.3%的增速。但是仍然延續了“投資驅動”和“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模式。政府主導型投資在外部市場逐步恢復時沒有及時退出，導致總投資因政府投資和民間投資的同時增長而快速擴張，加劇了通貨膨脹的壓力。在食品及居住類價格的推動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上漲，侵蝕了城鄉居民(特別是低收入群體)的實際收入，抑制了全社會居民消費需求擴張，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持續下滑。這說明，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經濟結構，盡管已受到高度重視，但其實現仍須努力。
2011年在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的同時，貨幣政策轉向穩健，并確定了4%的通脹目標。盡管年初通過調高存款準備率和利率緊縮流動性，但是，2011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各級政府加快增長欲望強烈，信貸擴張壓力依然很大。因此，2011年M2增速很可能突破目標水平，達到18%。模型預測，2011年GDP可能增長10.13%；但CPI將上漲5.4%，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可能上漲至7.92%，GDP平減指數將提高到8.55%。2011年按現價計算的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預計將為27.45%，比2010年提高2.88個百分點，表明通貨膨脹壓力依然來自投資需求擴張帶動的價格上漲。
此外，受人民幣升值影響，2011年進出口增速可能回落。以美元、按現價計算的出口同比增速預計為22.3%，比2010年下降9.15個百分點；進口增速預計29.81%，比2010年下降9.68個百分點。貿易順差減少的態勢還將持續。受通脹影響，2011年按不變價計算的居民消費總額增速可能降至7.41%，比2010年下降5.74個百分點。
預測結果表明，如果當局在2011年不能持堅決態度，采取強有力措施，始終有效抑制過高經濟增長沖動，防止通貨膨脹上升，尤其是控制M2增速使其回歸正常水平，那么，通脹壓力將進一步加劇。如果M2增速能夠控制在14%，那么，2011年的CPI有可能從基準模型預測的5.4%下降到4.15%。其他價格指數如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GDP平減指數也會較大幅度下降。但是，M2增速下降會導致投資增速明顯下滑，使GDP增速從基準模型預測的10.13%下降到9.37%。為保證民間投資需求的正常擴張，2011年應控制好以國有銀行信貸擴張支持的政府主導型投資需求的擴張。在民間資本投資需求全面恢復后，必須堅決地抑制各級政府主導型投資的擴張。
報告就通貨膨脹對城鄉不同收入群體的影響進行了政策模擬。假設發生一次性通貨膨脹沖擊，使CPI漲幅從1.5%提高到4.5%，模型計算發現，農村居民CPI的上漲幅度將高于城鎮居民CPI漲幅；城鎮家庭實際人均可支配收入將因通貨膨脹下降3.7%，農村居民實際人均純收入將下降7.92%；城鎮居民人均實際消費支出將減少2.72%，農村居民人均實際消費支出將減少7.92%。總的來看，CPI上漲對農村居民的沖擊大于城鎮居民，對低收入群體的沖擊遠遠大于高收入群體。
針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最近提出的人民幣加快升值有利于抑制通貨膨脹，實現中美貿易平衡的看法，課題組進行了政策模擬，假設人民幣連續兩年平均每年對美元升值15%。模擬顯示，人民幣升值不是降低通貨膨脹的有效方法。原因是：(1)中國目前出口對匯率變化缺乏彈性；(2)雖然人民幣升值可以導致一般貿易進口增速加快，但加工貿易進口增速將下降，兩者相抵，總進口沒有明顯變化。人民幣升值通過進出口貿易減少總需求、最后作用于通貨膨脹的效果有限；(3)中國作為一個大陸型經濟體，國內物價受進口物價影響不大，這也降低人民幣升值對抑制通貨膨脹的作用。在結構調整方面，人民幣升值雖然能夠使凈出口增長率明顯下降，減少對外需依賴。但內需增長主要靠投資增長率上升，無法提高居民最終消費的增速。這意味著人民幣升值有可能進一步加重中國經濟增長對投資需求的依賴程度，不利于發展方式的轉變。
根據上述分析，課題組提出下述政策建議：
1.當前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進一步明確態度，在控制通脹與追求增長之間做出權衡。
盡管2011年的宏觀經濟政策方向已經比較明確。貨幣政策轉向了“穩健”，并在年初通過調高存款準備率和利率試圖緊縮流動性，但是，宏觀經濟政策必須正視正在形成的通貨膨脹危險，充分考慮我國現行經濟格局形成通貨膨脹的潛在壓力。2011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各級政府都有著強烈的加快發展沖動。最近各地通過的“十二五”規劃以及正在召開的地方人大，促進地方經濟加快發展的呼聲很高，雖然，不少省市的“十二五”規劃已經略微調低了增長目標，但大多仍在10%以上，有相當部分地區更提出未來五年翻番的目標。2010年，有29個省市自治區的經濟增長實績較大幅度地超過了全國增長率。如果今年中央政府不持堅決態度，采取切實強有力措施，整個經濟的增長沖動將難以遏制，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8-9%的增長率、4%的通貨膨脹目標，6.5萬億元的信貸規模，以及14-15%的M2增速可能難以達到。因此，當前必須進一步明確態度：在控制通貨膨脹與追求經濟增長之間做出權衡，并在二者的數量組合上做出明確選擇。
2.要實現將通貨膨脹控制在4%的政策目標，就必須堅決地將經濟增長速度控制在9%左右。
目前通貨膨脹的主因還是各地對速度的追求以及因此產生的投資需求過度擴張。要抑制住投資需求的過度擴張，就要控制經濟增長速度。如果不將速度控制在9%左右，今年控制通貨膨脹的目標就很難實現。對投資資金來源的投資增速的預測結果表明，控制好以國有銀行信貸擴張支持的政府主導型投資需求的擴張，是控制投資需求過度擴張的關鍵。在民間資本投資需求全面恢復后，必須堅決地抑制政府主導型投資的擴張。然而，現行體制下，地方政府對GDP增長的追求、要素價格扭曲所導致的經濟發展方式難以轉變，都使政府主導型投資難以受到遏制；粗放型民間投資需求也不能得到有效抑制。因此，問題的關鍵是中央應該在保證經濟增長和限制通貨膨脹之間有所權衡，有所取舍：如欲維持10%以上的經濟增長速度，通貨膨脹率則可能突破5%。如果希望將通貨膨脹控制在5%以下，就必須下決心整治各地在GDP主義主導下的增長饑渴癥，控制經濟增長速度，將其抑制在9%左右。政策模擬結果顯示，調整M2增速對降低通貨膨脹非常有效。因此，要控制通貨膨脹，必須有效地控制M2；即當前的貨幣政策還需要進一步緊縮。控制了信貸，投資將會明顯下降，2011年的GDP增速將從10.13%下降到9.37%；但是2012年GDP卻會從9.45%上升到10.03%。政策模擬結果說明：做好了“十二五”開局之年的工作，妥善控制通貨膨脹之后，將有利于后續年份的經濟良性發展，反之，欲速則不達。
3.務必使各級政府充分明確：當前控制通貨膨脹是促進結構調整、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政策措施之一。
雖然，經濟結構調整、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較長期的任務，控制通貨膨脹可以視為短期經濟政策。但是，在目前，控制通貨膨脹有利于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和轉變發展方式。因為，當前投資擴張沖動難以抑制正是導致通貨膨脹的主因，“投資驅動、出口拉動”的出口勞動密集型產業為導向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是投資擴張沖動難以抑制的根源。而在這樣經濟發展方式下，經濟增長率可能因此較高，但是居民的收入從而消費需求卻難以擴大，總需求結構難以發生根本性轉變。CQMM本次預測表明，不控制通貨膨脹及適當降低經濟增長速度，2011年的最終消費率還將持續下降，與此同時，以食品價格及住房價格高漲為特征的通貨膨脹實質性地侵蝕了低收入群體的實際收入，進一步壓縮了總需求的擴張，加劇了宏觀經濟的結構失衡。因此，采取切實有力的措施，抑制通貨膨脹，首先必須控制投資過度擴張，也就有利于適度降低投資率；抑制通貨膨脹，將使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體的實際收入得以保障，有利于增加消費，這些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調整了經濟結構，實際上促進了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因此，務必使各級政府充分明確：在當前，控制通貨膨脹同時也是調整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應當把它作為落實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政策措施之一予以落實。
4.必須充分重視通貨膨脹對不同收入階層尤其是農村低收入階層收入的影響，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
研究表明，近十年來，不僅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的態勢沒有顯著變化，而且城鄉居民不同收入群體之間收入差距也在進一步擴大之中。2010年食品價格上升進一步擴大了城鄉以及不同收入家庭之間的實際收入差距。CQMM的模擬顯示，如果CPI漲幅比實際值提高3個百分點，即達到4.5%時，那么，城鎮最高收入戶所面臨的CPI將會是4%，而農村低收入戶所面臨的CPI將會達到是6.3%。農村低收入戶的人均實際純收入將下降5.32%，而城鎮最高收入戶的人均實際可支配收入不過下降1.52%。農村低收入戶的實際人均消費支出將下降7.27%，而城鎮最高收入戶的人均實際消費支出不過下降1.06%。因此，必須充分重視通貨膨脹對不同收入階層尤其是農村低收入階層收入的影響，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
因此，課題組提出：在當前的通貨膨脹形勢下，需要繼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提高以制造業為主的勞工工資水平，以保障城鄉低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課題組在此前發表的報告中就提出在“十二五”期間，必須逐步提高勞工工資，并認為它是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切入點。在本次報告仍然堅持這一觀點。原因是盡管自90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國工人的工資水平在逐步上升，但是，與此同時，工人的勞動生產率也在迅速上升，而且上升幅度明顯超過勞動報酬增長速度。從而，中國制造業單位勞動成本在勞動報酬提高的同時逐年下滑。通過計算并比較對中國出口產品最具潛在競爭力國家的相對單位勞動力成本，可以發現，中國的制造業至今仍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此外，中國在基礎設施、國內市場、產業配套等方面所具有的比較優勢，可以今后一段時期里即便較大幅度地提高中國的勞工工資水平，也不會因此而喪失制造業的競爭優勢。因此，當通貨膨脹正在侵蝕城鄉低收入階層居民的收入，影響他們的消費水平時，必須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盡可能地保障他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
其次，必須著手所得稅結構的調整，促進城鄉不同收入階層居民之間的稅負合理。因為，現有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目前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之間的稅負竟然是基本一致的。1995年我國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人均收入之比為90.4%，高收入家庭為91.2%；2000年我國高收入家庭與低收入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與人均收入之比分別為99.4%和99.5%；2005年分別為93.9%和92.1%；2009年為91.1%，91.1%。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城鎮不同收入水平家庭之間的稅負基本一致。這樣的稅制安排顯然是不太公平的，不利于縮小高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差距，不利于擴大中低收入階層居民的消費。因此，必須盡快進行所得稅結構調整，實現公平稅負。
第三，必須采取切實措施，擴大財政支出用于真正的民生領域的比例，切實保障經濟保障房的建設資金到位。進一步提高城鄉公共服務的提供水平與標準。
5.人民幣升值要適當，不宜過快。應保持人民幣相對穩定的匯率政策，特別是不能將人民幣升值作為控制通貨膨脹的主要工具。
首先，人民幣升值并不是一個降低通脹的有效方法。其次，中國出口對人民幣匯率缺乏彈性，人民幣在連續兩年的時間里升值15%，僅能夠導致出口增速小幅度下降雖然人民幣升值可以導致一般貿易進口增速的加快，但由于加工貿易進口增速的下降，兩者相抵，總進口增速變化幅度僅在1.5%左右。而且，國內物價受加工貿易進口的影響非常小，因此，人民幣升值通過進出口貿易渠道最后作用于通貨膨脹的效果相對有限。最后，人民幣升值雖然能夠使凈出口增長率明顯下降，同時也會帶動實際投資增長率的上升，但難以影響居民最終消費的增速。這意味著人民幣升值有可能進一個加劇中國經濟增長對投資需求的依賴程度，不利于發展方式的轉變。
會上，各新聞媒體和有關專家就各自關心的問題做了提問和解答。
問：有金融方面的專家提出，今年的貨幣政策可能還會進一步收緊，那么在貨幣政策收緊的環境下，如何使中小企業的信貸，或者說非政府信貸不受到影響？
答：這個問題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資金市場的改革滯后。最近中國人民銀行提出，不要用信貸規模總額來觀察，而要觀察全社會資金總量。它包括了很多非銀行貸款帶來的資金的變化，這部分的變化，其實我們了解非常少。在固定資產投資里面，76%都有自籌和其他資金，那么這些自籌和其他資金，籌集資金的成本多大？不大清楚。所以說，中小企業確實面臨非常嚴峻的考驗。
問：不久之前國資委有個發布會，說國企的資產其實是國家的一筆儲蓄，以后可以拿來用做社會保障方面，尤其是應對老齡化社會。請評價一下國資委的這個表態。
答：國有企業如果說承擔了政府的公共職能，那這個說法是對的。但是如果國有資產是與老百姓爭利的，那是有問題的。比如咱們央企的房地產企業，如果是真正去承擔保障性住房，是很好的事情。但是現在的央企房地產企業沒有一個去承擔保障性住房，而是都在土地市場和房地產市場上去爭，為什么地王主要是央企呢？因為他財大氣粗。再比如，貸款問題，國有企業貸款的成本低于其他企業的貸款成本。大概一般的企業的成本是三點幾，國有企業是二點幾。
如果說央企真正承擔了政府的公共職能，滿足了社會的公共需求，可以說它是政府的儲蓄，但是現在的國有企業沒有做到這一點，這就是一個空話。
再說一個問題，咱們現在央企上交利潤從原來的5%，10%，提高到15%。去年交了440億，數量不多。關鍵的一個問題是央企的利潤和租金沒有分開，把國有企業的效益虛拉上去了，你如果把租金部分扣除，他的效率有多高？咱們很多的央企上市了，現在都有股票期權，股票期權是按利潤來評價的，把租金變成了利潤，等于這些期權持有人多占了一塊，因為他不應該按那個利潤去行權。應該是先收租，再分利，然后收租和減稅同行。
問：在今年的兩會上，大家可能會討論關于新農村的問題，現在中國農村發展還不是很平衡，那么財政部在這方面，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政策去推動中國農村的發展？
答：在新農村建設方面，財政部對三農問題一直是非常重視的，把三農工作放在整個經濟工作的重中之重。
從實際情況來看，其實這幾年財政支持三農的工作力度非常大，不僅強農惠農的政策力度大，而且得到了比較好的落實。這些年來，如果從總量來說，中央財政也好，地方財政也好，尤其是中央財政對三農投入的力度，中央財政直接用于三農的支出，這些年都是高于支出的平均增幅，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支持三農的整個比重在提高。
問：想問課題組一個問題，報告中預測的CPI數據比較高，M2的數據也比較高，那么是不是貨幣政策有可能在一定的時候有一個放松？如果有的話，是在什么時候？
答：雖然貨幣政策今年已經轉向穩健了，但是我們考慮到今年作為“十二五”規劃開局之年，還有各個地方政府也正值換屆選舉。在這個情況下，今年各個地方政府追求GDP增長的積極性還是非常大的。因此，盡管貨幣政策可能預設貨幣供應量增速在14%到15%這樣一個目標，但是在我們的模型里判斷，貨幣供應量水平可能會超過這個目標，增速達到18%。所以，貨幣政策可能在三四季度有所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