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期間，我國國有部門發展速度很快，國有經濟狀況與“九五”期間和“十五”前期相比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這種情況下，不少人認為國有企業不再需要大力度的改革了。過去幾年國有企業改革基本停滯不前，與這種思維有一定關系。我們的研究發現，國有經濟狀況其實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好，“十二五”期間，仍需大力推進以大企業股權結構多元化和公司治理商業化為核心的國有企業改革，否則國有經濟若干年后有可能陷入新一輪困境。
從數據分析就可以發現，“國有企業狀況很好”是一種誤判。2003年以來，全國國有資產增值速度達到很高水平，國有部門營業收入和利稅大幅度增長，確是實情。這個成績的取得，與2002年底開始啟動的國有資產管理改革當然有一定的關系，也得益于上世紀末的國有企業改革三年攻堅，但是必須要看到，過去幾年里，非國有部門的表現比國有部門要更好。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進行計算可以發現，2003年到2008年，在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中，國有企業資產總額、主營收入和利潤總額分別增長2倍、2.5倍和2.4倍；而外資企業增長2.9倍、3.4倍和3倍；私營企業增長高達5.2倍、6.7倍和9.7倍。顯然，私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營業收入和利潤總額的增長速度遠快于國有企業，其中私營企業發展得最快。最被津津樂道的國有資產增值速度，也遠遠輸于私營企業的資產增值速度。在過去幾年資產價格快速膨脹的時期里，誰能夠獲得更多的銀行貸款，較多地利用財務杠桿，誰就最有機會實現較快的資產增值。國有企業獲得的貸款遠遠多于私營企業，資產增值速度反而遠遠遜于私營企業，實在不值得津津樂道。
從效益指標來看，國有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在2008年之前的十年里的確有大幅度改善，由1998年的不到2%上升到2003年以后的10%以及2008年的11.71%。但是外資企業和私營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在各個時期都明顯高于國有企業。特別是在2008年，由于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國有企業的凈資產收益率下滑到11.71%，而私營企業繼續上升，達到25.12%的水平，比國有企業高出一倍以上。
國有企業效益指標改善最明顯的時期是1998年至2003年，凈資產收益率從1.96%快速上升到10.00%，2003年之后并無明顯改善，只是從2003年的10.00%輕微地上升到2008年的11.71%。而私營企業恰恰相反，效益改善最明顯的時期是2003年至2008年，凈資產收益率從14.97%猛然上升到25.12%，而在1998年到2003年之間，凈資產收益率只是從11.64%溫和地上升到14.97%。比較靠譜的解釋是，在1998年之后的國有企業改革三年攻堅中，國有企業的沉重包袱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卸去，虧損累累和沒有競爭力的國有企業大部分退出市場，從而使國有企業的效益指標迅速改善。但是在2003年之后，由于三年改革攻堅早已完成，國有企業的效益指標不再明顯改善，只是跟隨宏觀經濟的高度景氣而享受到一些規模經濟性和技術進步帶來的效率提升。而私營企業則相反，在2003年之前效益指標是溫和上升的，2003年之后效率指標大幅度改善，可能反映了私營企業在這一輪宏觀經濟高度景氣和產業結構急劇調整當中，真正淋漓盡致地發揮了規模經濟性、提高了技術水平和管理水準。
如果剔除壟斷型和寡頭型企業，國有企業的效益更加難看。2009年，規模最大的三家企業——中國石油、中國石化和國家電網——營業收入占到全部129家央企的30%、資產總額占1/4；三家最盈利的企業——中國移動、中國石油和中國石化——為全部央企貢獻了44%的利潤，占全部國有企業利潤總額的1/5以上。129家央企的總資產回報率(利潤總額/資產總額)為3.9%，比全部國企的2.9%高出1個百分點，收入利潤率(利潤總額/營業收入)為6.5%，與全部國企水平持平。我們的測算發現，如果扣除利潤總額最高的前三家，剩余126家央企的資產回報率和收入利潤率只有2.5%和5.8%，均低于全部國企平均水平。可見，極少數壟斷型和寡頭型企業的盈利抬高了央企整體盈利水平。
一種觀點認為，國有企業的稅收負擔遠高于非國有企業，以及國有企業的社會成本、綠色成本遠高于非國有企業，拉低了國有企業的效益指標。這種觀點并無過硬的數據支撐。事實上，中小型非國有企業的稅費負擔過重基本上是一種共識，而且國有企業占用了很多不需付費或付費很少的資源，包括土地、礦產、特許經營權等，已是廣為人知。
即使不考慮國有資本的效率，從行業分布來看，國有經濟布局仍過于分散。在國民經濟95個大類中，國有經濟涉及94個行業，其中，在396個國民經濟行業類中，國有經濟涉足380個行業，行業分布面達96%。如批發零售餐飲業，目前還有2萬多家國有企業，數量上是國有企業分布第二大領域，占全部國企的17.8%，但從業人員占5.8%、國有資產僅占3.7%。像商業性房地產開發領域，120多家央企中竟然有80多家涉足，那些號稱與國家安全有關的軍工企業、航空工業企業也置身其中。目前，仍有約2/3的國有企業、40%的國有資產分布在一般加工和商貿服務等行業。
總體而言，在過去幾年中，國有企業無論營業收入、營業利潤的增長速度還是其總資產、凈資產的增值速度，都遠遠不如私營企業，其效益指標也遠遜于私營企業。國有企業的發展目前呈現明顯的規模膨脹特征，其效益指標與2003年相比并無明顯改善，反倒是上世紀末的三年改革攻堅顯著改善了國有企業的效益指標。國有資本的分布仍然非常分散，許多并不需要國有資本發揮作用的領域還配置著不少國有資本，一些國有資本甚至從事帶有較強投機色彩的業務。
對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國有經濟的歷史表現進行研究，不難發現，國有經濟狀況呈現明顯的周期波動特征。這種周期波動與宏觀經濟波動的關系不是很大，但與產業結構變化和產業競爭格局變化的關系非常大。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快速的輕紡工業化將國有企業帶入鼎盛時期，但隨著輕紡工業化高峰期結束，以及大量非國有資本進入輕紡工業領域，導致產業膨脹速度放慢、產業利潤率降低，國有企業于九十年代開始逐步走下坡路，在九十年代末的產業結構大變化的前夜陷入深深的困境。本世紀以來，快速的重化工業化將國有企業帶入又一個鼎盛時期，由于上世紀末三年改革攻堅中許多輕紡行業的國有企業已經民營化或者退出市場，而保留下來的多是重化工業企業，所以國有企業比非國有企業更能享受快速重化工業化送來的“蛋糕”。
但是，與輕紡工業化的歷史規律一樣，重化工業化的高峰期也可能在若干年內結束，屆時中國的產業結構將面臨新一輪重大調整，集中于重化工業領域的國有企業又將進退失據。事實上，從重化工業的典型行業——鋼鐵行業的發展軌跡來看，其產業膨脹勢頭已經開始放慢。根據中國鋼鐵工業協會公布的數據計算，從2002年開始，我國粗鋼產量連續四年以每年20%以上的速度增長，其中2005年的增速達到30.4%。但2006年在2005年超高速增長的基礎上回調到18.3%，2007年進一步回調到17.5%。在經歷2008年金融危機的蕭條之后，2009年在四萬億經濟刺激計劃的帶動下，粗鋼產量增速也只有13.5%，2010年前三季度下降到12.7%。這些數據，可能預示著中國鋼鐵工業以每年20%以上速度增長的高速膨脹階段已經結束，開始進入每年10%左右增速的次高速發展階段。
當然，鋼鐵工業并不代表全部重化工業，可能還會有其他一些重化類產業仍然處于高速膨脹階段，但總體而言，重化工業的高速膨脹時期會在若干年內結束，將進入次高速發展階段或平穩發展階段。過去的經驗表明，行業增速明顯回調對企業將形成很大壓力，而國有企業承受這種壓力和在壓力下調整轉型的能力要遠小于私營企業。更重要的是，重化工業領域的產業競爭格局也在發生深刻變化。盡管目前重化工業領域仍然以國有資本為主，但也有不少非國有資本已經進入重化工業領域，該領域的國有企業已經面臨非國有企業的直接競爭，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除了極少數必須由國有資本壟斷的行業之外，更多的非國有資本將繼續進入由國有資本主導的重化工業領域，來自于非國有企業的競爭將日益激烈，不但許多行業的利潤率會持續下降，國有資本的主導地位也將不復存在。仍然以鋼鐵行業為例。根據工業與信息化部公布的數據，鋼鐵行業的銷售收入利潤率在2008年之前的幾年里一直在5%左右，這兩年已經下滑到3%左右，而且該行業的國有龍頭企業的市場占有率一直呈現下降趨勢，多家非國有企業已經躋身行業里的第一梯隊。其他許多行業也有類似情形。我們判斷，這種情形將會持續下去，結果將是許多行業的利潤率持續下降，一些國有企業開始出現虧損而且虧損面和虧損額越來越大，并向其他行業蔓延，從而有可能將國有經濟帶入新一輪困境。
為了避免國有企業陷入新一輪困境，我們必須要在“十二五”期間主動進行國有企業改革。
“十二五”的國有企業改革，應該有一個明確的方向。這個方向應該是：將國有大型集團性企業的母公司作為重點改革對象，除了少數特殊行業的國有母公司和那些專門用于持有國有股的平臺性公司之外，母公司要全力推進以股權結構多元化為基礎的公司治理機制商業化。上世紀末以來，大部分中小型單體國有企業的改制已經完成，目前的國有企業多呈集團形態，即一個國有獨資母公司下面有若干全資或控股子公司，集團的規模往往較大。對這些母公司進行股份制改造，將其改制為股權結構多元化的混合所有制公司，對于其實現公司治理機制商業化具有極大的意義。
國有企業改革三十多年來，公司運營在很大程度上實現了商業化，也就是所謂的面向市場。但是，國有企業能否真正與市場經濟相容，不但取決于公司運營的商業化，更取決于公司治理機制的商業化。如果不能實現國有企業治理機制的商業化，它們終究不能與市場經濟相容，也就是說，即使物質資源實現了市場化配置，但人力資源特別是受托層和管理層仍然不能依照商業法律、商業規則和完備市場實現市場化配置，它們終究不能真正成為市場化的企業，它們在效率導向的真正的市場體制中的劣汰優勝和存活發展就是有問題的。
問題的要害在于，缺乏股權結構多元化作基礎，即使在國有企業中建立董事會，甚至董事會中有相當比例的外部董事或者獨立董事，仍然無法形成可持續的商業化治理機制。我們在十幾年前就在一些國有獨資企業中試行了董事會制度，結果董事會不但逐步官僚化而不是商業化，而且可持續性也很差，連正常的換屆和履責都不能持續，更談不上基于商業法律、商業規則、完備市場形成一套完善的受托層和管理層的產生、更迭、考核、薪酬體系和相應的公司決策制度。即使在西方發達國家，由于法律體系健全且董事的獨立人格較強，缺乏股權結構多元化基礎的國有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實現公司治理機制的商業化，但有許多文獻表明，國有制還是很容易使政治體系和官僚習慣影響公司治理，公司治理機制的商業化程度仍然會大打折扣。更何況，國有制信托受托和委托代理中的廉價投票權問題始終無法解決。似乎只有新加坡的淡馬錫是一個例外。淡馬錫是新加坡的國有企業，并沒有形成股權結構多元化的格局，但是公司治理的商業化和可持續性不亞于許多私有制為基礎的公司。這一例外個案可能與該國獨特的政治生態和執政者可遇而不可求的某種特質有關。更何況，淡馬錫不是普通的運營型國有企業，屬于持有國有股的平臺性公司。在中國，如果缺乏股權結構多元化作基礎，如果非國有股的比重不達到一定程度，勞動力市場、經理市場和控制權市場的形成將面臨極大障礙，商業法律的實施和商業規則的實行將面臨很多干擾，基于商業法律、商業規則、完備市場的受托層和管理層產生、更迭、考核、薪酬體系和相應的公司決策制度難以形成，公司治理機制可持續的商業化就成為一句空話。事實證明，中國的國有企業只有實行股權結構多元化，才能在利益多元化的基礎上形成制衡機制和可持續的治理機制，并通過非國有股東的商業導向來強化公司治理機制的商業化程度。
股權結構多元化，也可以與法人整體上市結合起來推進。所謂法人整體上市，是指母公司變成上市公司，或者上市國有控股公司的非上市母公司被消除掉。這樣的話，國有大型集團性企業的母公司就有可能形成如下的股權結構：大國有股+中法人股+小流通股。在起始階段，國有股東可能是最大的股東，同時還有戰略投資者做持股比例適中的法人股東，并有二級市場上流動性很強的小股東。隨著時間推移，這種開放式的股權結構將使國有股比例逐步下降，混合所有制的法人股東或私有制的法人股東的比例不斷上升，或者二級市場上流動性股份比例不斷上升。目前120多家央企基本上都屬于大集團。在這120多家央企中，有30家已經建立了有外部董事的董事會，但是只有寥寥幾家實現了股權多元化，而且極少是混合所有制的股權多元化，法人整體上市還是空白。“十二五”期間，除了少數特殊行業的央企，其他央企應該大力推進股權結構多元化和法人整體上市。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公司治理機制的商業化在一定時期內未必促進企業發展加快和企業業績改善，而這恰恰是中國各界最看重的事情。問題是，我們已經義無返顧地選擇了西方化的商業法律和商業規則，已經選擇了基本西方化的市場經濟制度，所以我們只有沿著公司治理機制商業化的方向走下去而沒有退路。時間將會證明，只有商業化的公司治理機制才能與市場經濟相容，才能為企業在市場體制中的劣汰優勝和存活發展提供制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