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跨境流通是其貨幣職能的自然延伸。而外匯管理所管制的是他國貨幣對我國的跨境流動，若將本幣納入外匯管理，則勢必造成人民幣國際認同的下降，因此，將人民幣納入外匯管理或者比照外匯管理是不妥當的。
·人民幣跨境流通與資本和金融賬戶管制放開可以同步進行。向境外人民幣提供相應的資產支持是我國應盡的責任。應正確認識、合理管理人民幣跨境流通風險，而加快建設和開放國內金融市場是支持人民幣走出去和防范管理跨境流通風險的關鍵。
人民幣用于跨境貿易結算量的快速增長提高了各界對人民幣跨境流通的關注。一種觀點認為應將境外人民幣等同于外匯進行管理，依靠我國長期以來建立的對外匯跨境流動的方法來管理人民幣跨境流通。筆者以為這一觀點值得商榷，在此談幾點看法。
人民幣用于跨境結算的結果就是人民幣的跨境流通。對我國而言，這是本幣對外幣的一種良性替代，是人民幣基于我國30余年改革開放經濟建設成就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國際清償能力的體現，當然也是其貨幣支付結算職能的自然延伸。
人民幣作為我國的法定貨幣，其用于跨境流通所依托的是我國的銀行和金融體系，所有的境外人民幣都以直接或間接的方式存放在我國的銀行和金融體系內。而外匯管理管制的是他國貨幣對我國的跨境流動，這些國家的貨幣跨境流通依托的是其發行國的銀行體系，我國銀行需要在這些貨幣的發行國開立該種貨幣的往來賬戶才能為我國的經濟主體提供這些貨幣的金融服務。由于我國不擁有他國貨幣的發行權，所以需要借助行政審批核準手段來實施對外幣的管控。
外匯管制管的是外幣的跨境流通而非本幣的跨境流通。若將本幣納入外匯管理，則勢必造成人民幣國際認同的下降，最終會限制人民幣的功能發揮而無法很好地實現本國貨幣服務本國實體經濟的功能，同時還將進一步增大國家和企業的整體貨幣錯配風險。因此，將人民幣納入外匯管理或者比照外匯管理顯然是不妥當的。
| |
人民幣跨境流通與資本和金融賬戶管制放開可以同步進行 |
在我國長期外匯管制的影響下，人們習慣于將人民幣可兌換想像成人民幣跨境流通的必備前提，認為在人民幣實現完全可兌換前是無法跨境流通的。殊不知，歷史上馬克和日元都是在尚未開放資本賬戶可兌換前就實現了貨幣的跨境流通。
資料顯示，前聯邦德國是在1958年實現了德國馬克經常項目下的可兌換，1984年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而1972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即提名德國馬克為國際儲備貨幣。日本的情形也頗為相同，在尚未取消日元資本賬戶可兌換管制前就實現了日元的跨境流通和國際化。
事實上，人民幣用于跨境貿易結算主要屬于經常賬戶的范疇，而經常賬戶人民幣可兌換在境內和境外都已經基本實現，因此兩者的狀況是基本匹配的。
當然，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的發展及境外投資的發展必然會催生資本和金融賬戶管理放松的需求。但兩者可以同步推進，并行不悖。誠然，人民幣實現完全可兌換無疑可以大幅度地提高人民幣國際認同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有觀點認為，我國的金融市場尚不發達，所以需要借助資本賬戶管制，來適當分離國際市場的風險。其實，人民幣跨境流通與外幣跨境流通所隱含的風險是不一樣的。外匯風險源自我國不掌握外幣的發行權，我們需要先獲取外匯才能對外支付，而人民幣則不然，人民幣是我國的本位幣，是依托國家信用發行的貨幣，其基礎是龐大的本國資產和這些資產產生收益及現金流量的支撐。
金融市場的不發達并不表明我國人民幣背后資產的缺乏，國際市場的風險也無法靠限制人民幣跨境流通來分離，因為這些境外人民幣本就是我國貨幣供應量的一部分，本就直接或間接地存放在我國的銀行體系內，允許境外人民幣進入國內金融市場只是允許境外持有的人民幣存款轉換成各種人民幣有價證券而已，其最終的資產托管還是與存款一樣并未離開我國。
認識這一點還需要從貨幣的本質來加以考慮。在金屬退去一般等價物職能后，全球進入了信用貨幣時代。貨幣是其發行國向社會打出的信用欠條（IOU）。紙幣的功能在國內可以通過法律來強制認同和流通，在國外則需要通過市場規律的考驗來獲取認同。
人民幣用于跨境貿易結算即意味著我國的人民幣開始進入國際市場，需要接受國際主體的比較選擇，而人們對于貨幣比較選擇的決定性因素就是貨幣的性能，這既包括貨幣的可兌換性，也包括貨幣的收益性和相應的金融服務。
境外主體通過跨境貿易等經濟活動（經常賬戶性質）獲得的人民幣資金將以存款方式（資本賬戶性質）持有。因此，開放境內金融資產市場，允許境外主體將貿易結算所得的人民幣存款轉換為其他種類的金融資產是必然之選。
如果我國將人民幣視同外匯管理，通過資本賬戶管制限制境外人民幣的資產供給，則國際主體就無法認同人民幣了，因為他們無法肯定我國是否會承兌這張代表國家信用的欠條，持有這樣一張具有不確定性的人民幣顯然無法滿足資產的保值增值需求，人民幣走出去可能就是一句空話。
關于本幣跨境流通和外幣跨境流通的風險作用機理與差異，可以借用國際知名學者、前美聯儲理事弗雷德里克·米什金教授（見《下一輪偉大的全球化——金融體系與落后國家的發展》[M]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7）的分析：
“經濟發達國家的金融危機發生機制與新興市場國家具有很大差異。例如，發達國家很少發生貨幣危機和金融危機的雙重危機，因為其債務結構與新興市場國家非常不同。發達國家的債務通常以本幣計值，而且期限較長。當發達國家貨幣貶值的時候，貶值對企業資產負債表的影響非常有限，因為債務以本幣計值。因此，貶值并不會引發金融危機”。
由此可見，發展中國家因其本幣無法承擔國際支付職能而只能采用他國貨幣進行國際支付，是以承擔他國貨幣風險為代價的。而發達國家則利用本幣來進行國際支付，既無需承擔他國貨幣風險，還可把本國貨幣風險轉嫁到他國承擔。對我國而言，能夠實現人民幣的國際支付是我國化解30余年累積起來的貨幣錯配風險的最佳途徑。
當然，本幣跨境流通有其自身的風險。這主要包括：（1）受法律管轄權范圍制約，人民幣的宏觀調控只能在我國境內實施，跨境實施需要其他貨幣當局的配合。因此，也存在著境內宏觀調控對境外人民幣的傳導受阻或效率降低的風險，存在著國際貨幣協調與合作中的不確定性風險等。（2）境外人民幣市場快速發展后喧賓奪主，使得人民幣的市場定價權旁落的風險。（3）境外人民幣持有者發起對人民幣及人民幣資產市場的投機性攻擊風險等。
我認為，所有這些風險的防范和管理要從人民幣作為本位幣的角度來設計落實。具體包括對人民幣跨境資金流動以及人民幣涉外債權債務的統計監測和分析預警、國際間的貨幣合作框架建設、人民幣境內外傳導機制建設（可通過境內金融市場的建設與對外開放來實現）、對境外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監測預警機制建設、對貨幣炒作及投機的應急應對機制建設等等。
此時的外匯管理需要通過加強對外幣的控制來為人民幣走出去創造條件。具體來說，應當通過強化對實體經濟使用外幣的監管來降低我國涉外經濟運行對外幣的依賴，促使更多的企業采用人民幣來完成跨境收付；調降外幣外債指標來控制實體經濟以外幣進行的對外主動負債（有助于抑制境外熱錢的流入）來降低外債風險，等等。
管理的總體原則要與人民幣的擴大運用形成“匯”消“幣”長的格局。在人民幣實現完全可兌換后，我國的跨境流動也將以本幣為主來發生，國際收支管理將以宏觀貨幣政策工具為主，現有的針對微觀主體為主的外匯管理制度將逐步退出。
| |
加快建設和開放國內金融市場是支持人民幣走出去和防范管理跨境流通風險的關鍵 |
一直以來，我國通過強調人民幣的兌換管制來實現對外匯跨境流通的管理。在國際收支平衡規則下，經常賬戶收支的結果通常反映在資本及金融賬戶上。本幣跨境結算就是本幣的無兌換跨境流通。作為對國家所發信用欠條的承兌，不僅可以通過外匯來兌換支付，通過貨物及服務來對價支付，還可通過本幣金融資產來替代支付。因此，要降低對外幣的依賴，扶持人民幣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就需要金融服務的跟進。
隨著人民幣跨境流通的擴大，我國金融業的服務對象也已從居民擴大到非居民即境外主體，境外主體需要在我國的銀行直接或間接地開立人民幣賬戶才能完成與我國的人民幣跨境結算。這為國內金融市場的建設帶來新的需求和動力。目前，我國的人民幣金融市場已頗具規模，金融產品也日益豐富，以人民幣資產替代人民幣存款的過程屬于資本賬戶交易，但不涉及兌換，因此無法用資本賬戶可兌換限制來進行管理，但是可以通過對境外主體進入境內本幣金融市場的準入來進行管理。
在設計準入管理時，我認為應當考慮人民幣走出去是基于實體經濟自主選擇這一事實，準入的幅度應與人民幣走出去的進程相配套，而不是人為的臆定規模。對人民幣走出去設定規模意味著限制實體經濟對人民幣跨境結算的使用，失去國家出臺相關政策的根本目的；對境外人民幣回流設定的規模過小則制約境外主體對人民幣的選擇，不僅有悖法理（我國的貨幣不能回流我國），還會催生境外人民幣金融市場。
同時，要認識到境外需求的引入有助于我國金融市場的廣化和深化，確立人民幣走出去后本土金融市場的主導地位，形成我國對境外人民幣的定價主導權。更為重要的一點是，通過境內金融市場的開放可以加快人民幣的國際傳導機制建設，使得我國的各項貨幣政策工具可以通過在境內市場的操作影響和作用于境外人民幣，防范和應對國際貨幣炒作和投機風險。這不是“試一試”或“闖關”的概念，而是因勢利導將需求納入國家宏觀調控范疇。如果境內因管制過度和開放不及時而導致需求外流，在境外催生出一個龐大的離岸市場，則風險將更難為我所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