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國家房產調控政策的進一步完善、明確、嚴厲，一些自以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人們卻一再挖空心思鉆空子。以假社保騙取優惠資格即是去年以來出現的情形之一，可許多人最終卻引火上身、害人害己。
案例
2010年8月3日，郭琳與一家公司簽訂勞動合同時，向公司提出了一項要求：為便于居住和發展，想在公司所在地購房。由于當地政府規定，非本地戶籍者，必須在本地繳納社會保險1年以上，才能享受按揭貸款購房待遇，而其卻從未繳納過社會保險費用，故無法辦理。希望公司能將合同寫前一年，并以補繳社會保險費用的方式為其提供證明。公司知道郭琳是個難得的人才，為將其留住，加之郭琳愿意承擔相應費用，便出具了用工證明、未按時繳費的說明、補繳申請等，讓郭琳自己去辦。誰知，郭琳還沒來得及正式上班，便在從公司回家途中因他方責任遭遇車禍而死亡。不久，其夫以郭琳屬于工傷、公司未及時為郭琳辦理社會保險應當承擔賠償責任為由,提起了訴訟。公司最終被判決承擔賠償責任。
點評
一方面，公司提交給郭琳的用工證明、未繳費的說明、補繳申請等，證明彼此之間勞動關系的客觀存在，在公司不能以充分證據予以否定的情況下，只能以已有證據為準。另一方面《工傷保險條例》第十四條第(六)項規定，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責任的交通事故傷害的，應當認定為工傷。而郭琳的死亡時間、原因與之吻合。再一方面，《工傷保險條例》第六十二條第二款規定“依照本條例規定應當參加工傷保險而未參加工傷保險的用人單位職工發生工傷的，由該用人單位按照本條例規定的工傷保險待遇項目和標準支付費用。”故公司必須承擔責任。
案例
梁芳和楊虹是大學同學。梁芳于大學畢業掘得“第一桶金”后，考慮自身的發展前途和房價等因素，想到楊虹所在的城市按揭貸款購買一套房屋。因當地政府明確規定，非本地戶籍者，如在本地繳納社會保險或納稅未滿一年，不得辦理按揭貸款購房。為使自己符合條件，梁芳想到了作假，找到楊虹，要求其承認梁芳曾在楊虹開辦的公司工作過兩年，但由于工作失誤而一直未為梁芳繳納社會保險費用，并前往社會保險機構補繳社會保險費用。當然，實際費用由梁芳承擔。楊虹礙于情面，沒有多想便照辦了。梁芳持補繳證明購房后不久，因與楊虹鬧翻了，竟在2010年9月以楊虹公司補繳社會保險費的收據等為證據，要求公司支付未簽勞動合同期間的雙倍工資。
點評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一、二條分別規定“原告向人民法院起訴或者被告提出反訴，應當附有符合起訴條件的相應的證據材料”、“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或者反駁對方訴訟請求所依據的事實有責任提供證據加以證明。沒有證據或者證據不足以證明當事人的事實主張的，由負有舉證責任的當事人承擔不利后果。”就本案一類的勞資訴訟而言，勞動者的主要舉證責任在于證明勞動關系的存在，而繳納社會保險費用又是證明雙方存在勞動關系的重要依據之一。是否簽訂勞動合同、是否支付工資等的舉證責任則在用人單位。正是由于楊虹公司無法自證其說，最終被判決敗訴。本案告訴人們，幫忙必須合法，否則就得承擔風險。
案例
陳婷系縣城一家大型公司的高級技術人員，負責產品研制、開發。她于2009年元月與公司簽訂的為期三年的勞動合同中約定了競業限制，即合同履行期間及離職后兩年之內，陳婷不得在所在市范圍內和與該公司存在競爭關系的企業工作，否則需支付給公司20萬元違約金。2010年9月初，陳婷因急于在市區貸款買房，而自己又不符合“在市區繳納社會保險1年以上，可以享受按揭貸款”的優惠條件，遂找到在市區經營同樣業務的好友幫忙，以好友公司的名義及職員身份，為其補繳了社會保險費用。后陳婷雖得到了優惠，但自己所在公司卻以其違反競業限制為由，要求其支付20萬元違約金，依據就是另一公司曾為其補繳過社會保險費用，而兩個公司的用工時間完全重合。
點評
一方面，《勞動合同法》規定，對負有保密義務的勞動者，用人單位可以在勞動合同或者保密協議中與勞動者約定競業限制條款；競業限制的人員限于用人單位的高級管理人員、高級技術人員和其他負有保密義務的人員。與之對照，陳婷的身份及其在公司的工作內容完全符合，公司與她的競業限制及違約賠償約定應當合法有效。
另一方面，補繳社會保險費用的證明，既是勞動者與用人單位存在勞動關系的重要證據，當然也是判斷勞動者是否違約的重要證據。陳婷無法說清，也就只能說明具有兼職之嫌，即違反了競業限制。
再一方面，《勞動合同法》二十三條規定：“勞動者違反競業限制約定的，應當按照約定向用人單位支付違約金。”即陳婷必須依約擔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