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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錢被稱做資本，其逐利的屬性就已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而被稱作熱錢的時候，其逐利的空間就進一步被放大到地球村這個廣袤的國際舞臺上。這雖與道德無關，但卻常常因在過境時對當地經濟產生難以忽視的擾動而對貨幣當局的經濟掌控力提出考驗。這或許就是謝旭人在G20上提出警惕資本套利流動導致全球性通脹的初衷吧。
自本世紀這場全球范圍的金融危機以來，各國紛紛采取擴張政策。而危機發源地的美國為求自保，更是肆意發行超量貨幣，造成全球性的貨幣極度膨脹，一方面通過貨幣貶值使自己的債務蒸發，一方面通過貿易、投資等途徑將國內的通脹壓力輸出。最直接客觀表現就是大宗商品價格突飛猛進，材料進口國生產成本直線上升，進而形成成本推動型價格上漲。同時，對于中國來說，由于中國基本上屬于資本管制型國家，國內資本市場尚不發達，容納貨幣的功能和西方發達國家比相去甚遠，所以進入國內的貨幣就會沖擊實物價格。正是這種雙重力量推動造成國內通貨膨脹形勢。其根源在于國際輸入。
也正是基于此，國內貨幣政策適時做出轉向，連續動用數量和價格組合工具收縮市場流動性，并在多個領域動用行政干預措施平抑物價，阻斷投資投機需求，防范熱錢滋擾，使CPI增幅得到有效控制。一月份CPI同比增長4.9%，大大低于外界“超五望六”的預期，顯示出國內經濟政策決策部門的良好控制力。
與此同時，國家外管局發布《2010年中國跨境資金流動監測報告》，報告中首次對外披露中國的“熱錢”規模：2010年“熱錢”流入355億美元，占外匯儲備增量的7.6%，占當年GDP的0.6%。過去十年，“熱錢”年均流入中國近250億美元，占同期外儲增量的9%。
2003年至2010年，人民幣單邊升值預期強化，“熱錢”合計流入近3000億美元。
盡管針對這一數據，外界一直有不同的數量估算，但是官方數據的公布，是對這些雜音的最有力回應。外管局有關負責人闡釋說，該數據是參照國際收支平衡表，并兼顧中國特點的跨境收付、銀行結售匯等數據作出估算的，但該數據中還包括了部分非套利項目，故355億美元的“熱錢”規模仍可能是高估的。
除此之外，外管局還否認熱錢流向股市這一說法，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在匯差利差因素驅動下，我國企業大量出口預收、進口延付。危機發生后，企業轉而集中還貸，短債余額急劇減少，但我國并未發生外債違約，這表明貿易信貸資金大都進入了生產領域，顯示外匯當局對熱錢的來龍去脈有清晰的了解和掌握。而這是應對和管理熱錢，避免其興風作浪的基礎。
如此，外匯當局將“熱錢”置于陽光下監管，不僅可以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防范和避免對“熱錢”的誤讀和曲解誤傷中國金融體系和實體經濟，而且，這一舉措意味著中國跨境資本管理更為透明，顯示出外匯當局對熱錢的掌控力度。當前更重要的是，下一階段，對于熱錢，除了提高套利資金流入成本；加強跨境資金流動監測預警并完善應急預案，還應研究對過度流入的領域予以適當控制或采取一些非常規的應急措施，同時，繼續加強國際經濟政策協調，更理想的是，引導熱錢進入生產領域并沉淀下來，讓熱錢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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