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偉說，宏觀調控和宏觀政策選擇以及完善宏觀政策的效果是“十二五”非常重要的問題。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經濟停滯和通貨膨脹的雙重壓力，一定意義上帶有滯脹的威脅。所以短期看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應該是防止資產價格的過高。
劉偉表示，中國的宏觀經濟調控必須看到兩方面的特殊性：一個是和國際社會相比，這次國際金融危機后，歐美國家在貨幣市場上對貨幣的需求很大而供給不足，換言之就是流動性不足或者銀根緊張。因為在歐美國家，危機首先是金融問題，這個問題要解決，往往要求貨幣當局放松銀根。然而中國與它們有很大差別，中國貨幣市場失衡不是貨幣供給不足，而是貨幣供給過大，需求相對供給來說長期不足。
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有三個方面：首先是中國的市場投資或者是私人投資內動力不足。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在歐美國家表現為金融鏈條斷裂，金融和非金融企業缺錢，對貨幣有強力的需求。但是危機對中國的沖擊有輸入性，它首先影響實體經濟。出口企業沒有訂單，于是就不需要貨幣。同時，中國的銀行體系由于存在一道防火墻，所以資金鏈非常穩定，資金充裕，貨幣供給充足。在這種情況下，等于是中國貨幣的有效需求不足，供給相對充裕。
之所以發生這個問題，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經濟的創新能力差，大企業沒有新產品，無法向新投資領域發展，有錢不敢投，投了就是重復建設；小企業制度創新差，不能公平使用融資市場，有需要也拿不到錢。最終就是中國大小企業對貨幣的有效需求都不足，于是就出現了流動性過剩問題。
其次，中國的貨幣往往和財政綁在一起，信貸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財政政策來實施。如財政擔保的貼息貸款，土地財政等等，這樣就使得中國的信貸發放量進一步增大。
另外，中國還面臨外匯占款問題，去年的外匯占款已經超過基礎貨幣總量。
中國宏觀經濟調控的另一個特殊性是中國現在的宏觀經濟失衡和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史情況不同，一定意義上帶有滯脹的威脅。
要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問題，長期看當然要靠創新，培育中國經濟對貨幣的真實有效需求，而不是簡單地實施刺激政策增大貨幣的供給。在短期就貨幣政策講，首要目標是防止資產價格過高。因為中國的特殊情況主要是貨幣的有效需求不足。要實現這個目標，建議多用數量工具，這比運用價格工具更有效。數量工具包括存款準備金率，央行票據貼現等，但是不太主張過多地去控制信貸規模。
另外，擴大內需很重要。這次檢討美國金融危機，根本原因是過多地強調了貨幣政策刺激產生的需求效應，而且忽略整個宏觀經濟政策，特別是宏觀政策對供給的改善。中國度過前段金融危機的嚴重沖擊后，“十二五”期間宏觀政策應該在強調短期總量均衡外，多關注供給方面的調整，強調提高經濟的運行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