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每次國際金融危機都與世界經濟格局變化有內在的邏輯關系。人類似乎總能從危機中尋找到新的解決方案。美國大蕭條后，建立了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金融與貨幣體系；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則改變了傳統的以“雁陣模式”為特征的東亞區域分工格局，促進了東盟經濟一體化進程。而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也必將對全球經濟增長格局和發展路徑發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達沃斯論壇上，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成為世界矚目的主角，這種受關注程度反映的是一種全新的世界經濟格局和全新的形勢。進入21世紀，新興經濟體整體實力上升，世界多極化深入發展。新興經濟體的快速崛起沖擊著以美國為首的全球力量架構，全球經濟與貿易重心正在由西向東發生轉移。特別是近年來，亞太地區的重要性日益升高。根據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預測，2010年OECD國家的平均增長率為2.8%，相比之下，2010年亞洲經濟（不包括日本）的平均增速可以達到8.2%至9.4%，相當于OECD國家的3倍，亞太新興經濟體成為推動全球經濟增長的發動機。新興經濟體對歐美經濟依賴度下降，對內需求依存度開始上升，而中國更是在全球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扮演著向全球輸出總需求的重要角色。
盡管世界各國全球經濟失衡格局不可持續，但調整的步伐卻異常艱難，全球經濟失衡深層次矛盾的解決，難以在短期內取得實質性進展，多極博弈格局的復雜性將使世界經濟重返平穩增長軌道面臨巨大挑戰。
一是以需求和供給構造的世界分工體系正面臨著利益分配巨大不平衡的困擾。一方面，一些以借貸推動發展、消費促進繁榮的發達經濟體，在超前消費的同時，制造業服務業大規模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其結果是資本透支，產業掏空。另一方面，以發展制造業、通過積累擴大再生產的亞洲經濟體，在經濟發展上依賴發達國家市場，背上了貿易盈余帶來的資本包袱，使自己的經濟積累被發達國家的資本債務所累。
二是全球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脫節日趨嚴重。現在制造業中心已逐步從發達國家轉向新興市場國家，但貨幣金融中心仍在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不發達，金融體系比較脆弱，在對外交易中長期依賴儲備貨幣進行計價、結算、借貸和投資，貨幣錯配帶來的匯率和資產風險不可避免，風險將越來越多地由新興市場國家承擔。
三是全球債務國與債權國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分布的失衡。截至2009年底，全球前10大儲備經濟體依次是中國、日本、俄羅斯、中國臺灣、印度、韓國、瑞士、巴西、中國香港、新加坡。從排名來看，其中8個是新興經濟體，只有2個是發達經濟體。
與此相對應，2009年底，全球外債余額總值為56.9萬億美元，美國、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西班牙、愛爾蘭、日本和瑞士分別列全球外債排行榜的前10位。這一債務排行榜幾乎囊括了所有經濟強國，排名前10位的發達國家外債總和，已經占到全球債務份額的82%，更直白一點講，全球財富增長與財富分配的失衡才是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本表現。
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結構調整壓力。對美國而言，經濟結構調整是一個漫長和艱難的過程，將受到多種因素制約。首先，經濟結構的調整需要巨大財政資金的支持，而目前美國國債超過14萬億美元，即使有再好的改革方案和調整構想，也會因缺乏充足的財政支持而難以實施。其次，由于美國勞動力成本高，傳統制造業重組缺乏競爭優勢，“再工業化”進程將步履蹣跚。此外，擴大出口前景也充滿不確定性。而同樣飽受高債務、高失業率困擾的日本、歐洲經濟體，改變過度依賴負債消費的發展模式，大幅增加研發和基礎設施投資，很快提高勞動生產率也并非易事。
而世界經濟的另一端，面對全球需求結構調整和發達國家進口需求減弱，發展中國家既要著力擴大內需市場，又要壓縮過剩生產能力和爭取新興產業市場空間，調整壓力明顯加大，從而經歷外需停滯不前而內需尚未培育成熟的轉型陣痛。據IMF預測，預計在后危機時代貿易盈余對亞洲新興市場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維持在低位，亞洲新興市場經濟增長將可能會面臨全球經濟再平衡趨勢進一步強化的重大考驗。
盡管全球經濟結構調整艱難，但各國已經意識到，世界經濟新的增長點將來自于新興產業，而國與國之間的較量最終取決于創新能力的較量。因此，美、日、歐分別推出了各自的國家創新戰略。美國總統奧巴馬發布了以“贏得未來”為主題2011年國情咨文，要從創新、教育、基礎設施建設實現“三大超越”，并呼吁美國面對全球競爭的挑戰。日本2010年發布“新成長戰略”報告、歐盟和各成員推出的“歐盟2020戰略”，都致力于重塑創新優勢。
“十二五”期間，中國也將經濟轉型的最大突破口放在了建立新的產業體系上，要把提高科技創新能力與完善現代產業體系緊密結合起來，大力發展戰略新興產業，引領產業持續優化升級，創新驅動經濟結構調整不斷取得大發展。
舊的矛盾沒有解決，新的挑戰又將到來。不可否認的是，無論世界經濟還將面臨怎樣的成長性考驗，世界經濟格局都在發生著讓我們意想不到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