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溫家寶總理在國務院第五次全體會議上部署今年一季度工作時強調“保持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和節奏”。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快速發展，金融與經濟關系發生較大變化，理論研究與政策操作都需要能全面、準確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的全口徑統計指標。傳統的金融與經濟關系，一般是指銀行體系通過其資產負債活動，促進經濟發展和保持物價水平基本穩定，在金融機構資產方主要體現為新增貸款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負債方主要體現為貨幣創造和流動性增加。目前人民幣貸款是指銀行業金融機構向實體經濟發放的一般貸款及票據貼現，它反映了銀行業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近年來，我國金融總量快速擴張，金融結構多元發展，金融產品和融資工具不斷創新，證券、保險類機構對實體經濟資金支持加大，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對貸款表現出明顯替代效應。新增人民幣貸款已不能完整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也不能全面反映實體經濟的融資總量。
據初步統計，2002年新增人民幣貸款以外融資1614億元，為同期新增人民幣貸款的8.7%。2010年新增人民幣貸款以外融資6.33萬億元，為同期新增人民幣貸款的79.7%。人民幣貸款以外融資快速增長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直接融資快速發展。2010年企業債和非金融企業股票籌資分別達1.2萬億元和5787億元，分別是2002年的36.8倍和9.5倍。二是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用明顯增強。2010年證券、保險類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的資金運用合計約1.68萬億元，是2002年的8倍。2010年小額貸款公司新增貸款1022億元，比上年增長33.4%，相當于一家中小型股份制商業銀行一年的新增貸款規模。三是金融機構表外業務大量增加。2010年實體經濟通過銀行承兌匯票、委托貸款、信托貸款從金融體系融資分別達2.33萬億元、1.13萬億元和3865億元，而在2002年這些金融工具的融資量還非常小。
社會融資總量是全面反映金融與經濟關系，以及金融對實體經濟資金支持的總量指標。社會融資總量是指一定時期內（每月、每季或每年）實體經濟從金融體系獲得的全部資金總額。這里的金融體系為整體金融的概念，從機構看，包括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從市場看，包括信貸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保險市場以及中間業務市場等。社會融資總量的內涵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金融機構通過資金運用對實體經濟提供的全部資金支持，即金融機構資產的綜合運用，主要包括人民幣各項貸款、外幣各項貸款、信托貸款、委托貸款、金融機構持有的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股票、保險公司的賠償和投資性房地產等。二是實體經濟利用規范的金融工具、在正規金融市場、通過金融機構服務所獲得的直接融資，主要包括銀行承兌匯票、非金融企業股票籌資及企業債的凈發行等。三是其他融資，主要包括小額貸款公司貸款、貸款公司貸款、產業基金投資等。
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發展和金融創新深化，實體經濟還會增加新的融資渠道，如私募股權基金、對沖基金等。未來條件成熟，可將其計入社會融資總量。
綜上所述，社會融資總量=人民幣各項貸款+外幣各項貸款+委托貸款+信托貸款+銀行承兌匯票+企業債券+非金融企業股票+保險公司賠償+保險公司投資性房地產+其他。[社會融資總量為一定時期（每月、每季或每年）的新增量，具體統計方法詳見本文第三部分]
統計數據顯示，我國社會融資總量快速擴張，金融對經濟的支持力度明顯加大。從2002年到2010年，我國社會融資總量由2萬億元擴大到14.27萬億元，年均增長27.8%，比同期人民幣各項貸款年均增速高9.4個百分點。2010年社會融資總量與GDP之比為35.9%，比2002年提高19.2個百分點。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明顯加大(見圖)。社會融資總量快速增長的同時，金融結構也多元化發展，金融對資源配置的積極作用不斷提高。一是2010年企業債融資、非金融企業股票融資和保險公司賠償分別占同期社會融資總量的8.4%、4.1%和1.3%，其中企業債融資比2002年上升6.8個百分點。二是商業銀行表外業務融資功能顯著增強。2010年銀行承兌匯票、委托貸款和信托貸款分別占同期社會融資總量16.3%、7.9%和2.7%，分別比2002年高19.8、7和2.7個百分點。
隨著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金融業發生巨大變化，金融市場和產品不斷創新，直接融資比例逐步加大，非銀行金融機構作用明顯增強，金融調控面臨新的環境和要求，迫切需要確定更為合適的統計監測指標和宏觀調控中間目標。
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是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保持物價穩定和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為了實現這一最終目標，一般都要根據一個國家的實際情況，確定合適的中間目標。較長時期以來，我國貨幣政策重點監測、分析的指標和調控中間目標是M2和新增人民幣貸款。在某些年份，新增人民幣貸款甚至比M2受到更多關注。然而由于新增人民幣貸款已不能準確反映實體經濟的融資總量，因此只有將商業銀行表外業務、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的資金和直接融資都納入統計范疇，才能完整、全面監測和分析整體社會融資狀況，也才能從根本上避免因過度關注貸款規模而形成的“按下葫蘆浮起瓢”的現象，即商業銀行通過表外業務繞開貸款規模。這些表外業務主要有銀行承兌匯票、委托貸款、信托貸款等。以2010年為例，全年新增人民幣貸款7.95萬億元，同比少增1.65萬億元，但是實體經濟通過銀行承兌匯票和委托貸款從金融體系新增融資達3.47萬億元，占社會融資總量的24.2%，同比多增2.33萬億元（見表1）。
衡量一個指標能否作為調控的中間目標，有兩個重要標準，一是它與最終目標的關聯性，二是它的可調控性。實證分析表明，與新增人民幣貸款相比，社會融資總量與主要經濟指標相互關系更緊密。衡量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在統計上一般采用相關性分析，測算得到的相關系數絕對值一般在0與1之間。相關系數越高，說明兩個變量之間的關系越緊密。我們采用基于2002-2010年的月度和季度數據，對社會融資總量、新增人民幣貸款與主要經濟指標分別進行統計分析（見表2），結果表明：與新增人民幣貸款相比，我國社會融資總量與GDP、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工業增加值、CPI的關系更緊密，相關性顯著優于新增人民幣貸款。
同時，我們采用統計檢驗進行相互作用的分析，結果表明，社會融資總量與經濟增長存在明顯的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關系。因此，可以對這兩個變量建立長期均衡關系模型，以分析變量之間相互作用的長期均衡關系，并根據均衡關系進行預測。我們基于2002-2010年的年度數據，對社會融資總量與GDP建立長期均衡關系模型。測算結果表明，社會融資總量與GDP存在穩定的長期均衡關系。這說明，社會融資總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是有規律的，可以根據GDP和CPI等指標推算支持實體經濟發展所需要的相應的社會融資總量。通過完善金融統計制度，加強中央銀行與各金融監管部門和有關方面協調配合，可形成社會融資總量的有效調控體系。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貨幣與金融統計框架推薦成員國編制信用和債務總量指標，主要包括各類貸款、銀行承兌匯票、債券、股票等金融資產，成員國可以根據自身實際情況進行編制。由于國情不同，我國社會融資總量指標名稱和口徑與其他國家有所差異。在充分考慮社會融資總量指標的可得性、可測性、可用性及其與宏觀調控最終目標相關性的基礎上，我國基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貨幣與金融統計框架及資金流量核算原則，開始編制社會融資總量指標。
社會融資總量統計數據完整可得，采集及時準確。社會融資總量是增量概念，為期末、期初余額的差額，或當期發行或發生額扣除當期兌付或償還額的差額，統計上表現為每月、每季或每年新增量。社會融資總量各項指標統計，均采用發行價或賬面價值進行計值，以避免股票、債券及保險公司投資性房地產等金融資產的市場價格波動扭曲實體經濟的真實籌資。社會融資總量中以外幣標值的資產折算成人民幣單位，折算的匯率為所有權轉移日的匯率買賣中間價。在數據匯總方面，金融機構之間的債權和所有權關系相互軋差，不存在重復計算問題。例如，金融機構之間相互持有的股權、金融機構之間相互持有的債券等等，都不計入社會融資總量，以真實反映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社會融資總量中的銀行承兌匯票是指金融機構表內表外并表后的銀行承兌匯票，即銀行為企業簽發的全部承兌匯票扣減已在銀行表內貼現部分。并表的目的是為了保證不重復統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