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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每年都召集一次全國性縣鄉干部論壇，每年都會抽出部分時間到全國各地走動，每年也會有很多全國各地的縣鄉干部來北京找我喝茶聊天。我每年所到的村莊不下百個，接觸到的農民都說糧食補貼對糧食生產沒有促進作用，并且腐敗叢生。
我先講三個故事，再在此基礎上討論糧食補貼政策的得失。
故事一：糧食補貼補給了非農民。我有一個在大學教書的朋友，一家人在城市生活十多年了，家里有12畝地，每畝以300元/年轉包給村里的無地農民，另外每畝還享受國家糧食補貼80元/年。他一家人不是農民有承包地，還享受國家的農業補貼，無須承擔任何義務；村里有很多人是農民卻無承包地，種地卻得不到國家補貼，還要向他這樣的非村民、非農民交轉包費。
故事二：不種糧食也補貼。我有一朋友在洞庭湖地區的鄉鎮工作，我們幾乎每年都會聚一兩次。這個鄉鎮的農民過去都是種雙季稻的，但最近10年，雙季稻改單季稻，單季稻改養殖了。80%多的土地不種糧食了，大多數農民都是買糧食吃。可是，國家給的糧食補貼越來越多了。
故事三：干部吃糧食補貼。我東北一個哥們，是一個小干部。“租”了2000畝沒有分配到戶的“集體”農地，轉包給了當地農民，除了收取300元/畝的轉包費，每年還能夠領取國家糧食補貼、良種補貼二十幾萬元。這樣的情況，不僅東北有，全國各地都有；不僅糧食補貼是這樣的，林業補貼、生豬補貼、家電補貼、農機補貼等等，補給有頭有臉的人的現象也不在少數。
從這三個故事看，糧食補貼對糧食生產一點意義都沒有。但是，我們經常在電視上見到說糧食補貼多么多么好的報道：
譬如，因為有了糧食補貼，所以農民有了購買種子的錢，調動了農民生產糧食的積極性。但事實上，幾乎所有農民買種子的錢都不是糧食補貼的錢，因為糧食補貼資金遠在農民買種子之后才能補貼到位的。
再譬如，因為有了糧食補貼，增加了農民收入數百億元。且不說上述三個故事所說的三種情況占據了數百億元糧食補貼資金的很大比例，就是數百億元糧食補貼資金全部補貼給了兩億多農戶，每家不就一百多元錢嘛。問題是，如果沒有糧食補貼，農民生產糧食的積極性低了，糧食產量不就少了嘛，糧價不就上漲了嘛，糧價上漲1毛錢，農民增收1000億元，遠遠超過糧食補貼資金。糧食補貼增加農民收入之說亦可商榷！
再譬如，因為有了糧食補貼，農民打井灌溉了，增加了糧食產量。事實是中央規定農民集體不得向農民收取承包費，導致低成本的集體水利系統無法運行，在糧食補貼直補到戶的政策作用下，少數大戶單獨打井抗旱加速集體水利體系瓦解。但由于小農戶單獨抗旱的成本太高，還無法解決“搭便車”的矛盾，加上糧價又被保護了，升不上去，因而農民在非風調雨順的年份（旱災較嚴重的情況下）抗旱往往得不償失，所以近些年來抗旱保苗的農民越來越少，媒體上報道的“百年一遇”的大旱災在中國大地上越來越頻繁上演，并非都是天災，大多是農人望天收所致。
筆者建議某些媒體再不要忽悠公眾了，要還糧食補貼政策以本來面目。同時建議政府盡快取消糧食補貼，大幅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
從農民和農業的角度看，這樣的優點：一是真正有利于調動種糧農民的積極性；二是有利于增加真正的種糧農民的收入；三是有利于糧農投資完善農田水利，鞏固糧食生產基礎；四是可以避免原有糧食補貼過程中的各種不公平和腐敗。
從經濟發展的全局來看，一是有利于理順價格關系。1990年到現在，房價上近100倍，生產資料上漲了20多倍，糧食價格上漲6倍，再不大幅提高糧價，必有糧食安全危機和物價安全危機。二是有利于農民工工資正常化。由于糧食價格“被保護價收購”故意壓低了，導致農民收入被壓低了，農民收入低，農民工工資也低。1990年以來，公務員、事業單位干部和國有企業職工工資上漲了40－60倍，而農民工工資只上漲了3－5倍。長期壓低農民工工資，必有社會安全危機。三是有利于擴大內需，修正“中國模式”。糧價低、農民工工資低，直接后果是內需不足和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外部市場需求，從一定意義上講，低工資、低福利、低人權和高消耗、高污染、高外匯儲備的“中國模式”，根子就在低糧價上；所謂的“輸入型通脹”的根子也在低糧價上。要解除“輸入型通脹”和“外向依附威脅經濟”危險，只能靠增加農民工弱勢群體的收入，增加農民工弱勢群體的收入，只能從提高糧食最低收購價開始。
取消糧食補貼政策，把糧食補貼的錢用于提高糧食保護價，這不僅對糧食安全和農民增收有利，而且對提高農民工工資、轉變經濟結構和增長方式有利，對經濟工作的全局有利，且不會增加大的財政負擔。一舉多得，何樂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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