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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蘿崗區一家世界500強企業的子公司使用實習生多達1200多名，人數竟超過正式員工。這些實習生在17至18周歲之間，主要是來自湖南、四川、甘肅等省的中專、中技學校三年級在校生，經過短期培訓后，即和正式員工一樣每月高負荷加班上百小時。調查顯示，部分學校靠為企業輸送實習生牟利，一些大企業廉價使用實習生以折抵勞動力成本上漲，這已成為公開的秘密。（《中國青年報》2月14日）
在校生提前入廠實習，早一點熟悉工作環境，習得一些勞動技能，并獲得一些報酬以“半工半讀”，這樣的制度設計對于學生、學校乃至企業、社會都是多贏。早在2005年、2006年，教育部也曾多次要求，高職院校要推行工學結合，突出實踐能力培養，最終達到“校企雙贏”。然而，現實中的“校企雙贏”何以變成“校企合謀”？“半工半讀”的實習生何以變成廉價勞工？
剖析廣州這家大量使用實習生的企業可知，企業當然是獲益方，它們不必簽訂勞動合同，不必支付各類保險，也不必顧忌政府的最低工資線；而輸出實習生的學校，不僅可以節省教學資源，還能從學生身上提取一大筆“介紹費”、“人頭費”。在這樣的交易中，校、企其實都是贏家，利益受損的只能是個體權益嚴重缺乏保障的實習生——他們要接受企業高強度的加班，有限的報酬還被學校盤剝。
時下的用工荒觸目皆是，但與之對應的卻是學生就業難的現實。置身這一困局中，實習生群體于是變得十分弱勢，本身并無足夠博弈能力與企業或學校抗爭。學校也好，企業也罷，因為掌握了充足的用工信息和用工需求，也就壟斷了學生自我救濟的渠道，因此，學生很難選擇說不，更不用說“用腳投票”了。每每有敢于挑頭與學校或企業據理力爭的實習生，其命運往往都是被驅逐出局。
實習生淪為廉價勞工，也暴露出相關部門的監管失察。很多事情看似都有部門管理，而現實中，很多管理都形同虛設。高職院校推行工學結合的方向有了，可如何具體實施、跟蹤監管，如何在其中切實保障學生權益不受侵害，這些并無明確規定。這樣的“粗疏”，正是所謂“好經被念歪”的原因所在。于是乎，學校派去帶實習的老師成為監工也就不奇怪了。
勞動監察部門也往往以缺乏執法依據為由，對實習生現象難于監管。這一次，廣州世界500強企業非法大量使用實習生的事件，還是在有關部門聯合檢查農民工工資支付情況時順帶發現的。這樣的“發現”和“執法”不免帶有很大隨機性和偶然性。在一如既往關注農民工權益的同時，監管部門也要盡快將實習生權益受損的問題提上關注議題范圍，不能聽任企業罔顧學生權益、大鉆最低工資保障線漏洞。
經濟社會的發展總是會出現新問題、新現象，這既是困擾發展的難題所在，也是推動進步的機遇所在。既不能因噎廢食地全盤否定工學結合、半工半讀，也不能放任企業與學校合謀下對實習學生的肆意盤剝。學校和企業固然可能在這樣的盤剝中獲得一時的利益，但這種利益的獲得是以犧牲整個社會的公平、公正價值作為代價的。如果容忍了學生包身工現象的存在，必將對經濟社會的健康有序發展帶來難以彌補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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