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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經濟背景下走來的溫州人，率先掙脫意識形態的枷鎖，擺地攤、搞個體，靠著吃苦耐勞、敢闖敢拼的草根精神，走到了致富潮流的前列。被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刮目相看的“溫州模式”從風靡一時，到風靡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然而，如今，散發著勃勃生機的榮光背后，卻似乎出現經濟增長的邊際遞減效應。
縱軸上，與一貫站在經濟增長領跑線的昔日輝煌相比，溫州經濟不溫不火的勢頭漸顯，以往不斷突破經濟桎梏的銳利鋒芒，隱約透出平滑之意。橫軸上，天津、唐山這些“新領軍城市”已是突飛猛進，連東北老工業區也進行了“顛覆式的戰略轉身”。但是，溫州的發展不緊不慢。２００９年的統計年鑒顯示，溫州市全年生產總值（ＧＤＰ）２５２７億元，比上年增長８．５％，這樣的增長水平，在省內也算排后，ＧＤＰ總量僅比第四名紹興市多１５２億元。溫州近十年來３５％的投資率，也比全省４７％、全國６７％的數字遜色不少。
溫州經濟的先發優勢持續性沒有那么明顯了，其根本癥結在于，溫州的創新性不足，并沒有緊緊踏準時代的節拍。
溫州創新缺乏后勁，首要表現在政策層面創新意識淡薄。盡管溫州經濟在政策層面也強調與時俱進，強調為中小企業轉型提供更為有利的政策、投資環境。但與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初期相比，領導者少了幾分敢干、敢想的沖勁。改革開放初期，很多政策模棱兩可，左右搖擺，溫州的領導干部冒著被罰甚至丟掉烏紗帽的危險，頂著重重壓力，在政策上為溫州經濟發展提前開綠燈，為溫州經濟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環境。如今，改革到了深水區，不再摸著石頭過河，領導干部反而更傾向明哲保身的中庸之道。他們寧可中規中矩地執行，也不愿創新。
土地資源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這些年，國家、省里很多項目，都是直接給地方劃撥土地指標，外面各個地方跑著爭項目，溫州很多干部不善用、不會用甚至不愿用好中央、省里的政策，以至錯過了很多機遇。從天津、營口、大連一路下來，這些沿海城市早在好些年前就轟轟烈烈推進圍墾，溫州這項工作雖然起步較早，但直到這兩年才有了大動作，圍墾區開發利用不及時，失去了很多發展機會。《溫州經濟技術開發區發展戰略》報告稱，過去幾年，由于空間制約，一些規模以上企業外遷，一些大項目、好項目引不進，影響了發展后勁。溫州經濟宏觀管理體制創新匱乏，導致溫州經濟很多方面起得大早，趕了晚市，先發優勢越來越弱。
除了經濟宏觀管理體制不足，溫州經濟的主體——溫州民營經濟本身也遭遇了發展瓶頸，商業模式、技術、管理以及投資等方面創新乏力。
如今，除為數不多的幾個人跳出固有思維，找到一條適合自身發展的產業路徑外，絕大多數溫州民營企業家不是原地搖擺，就是雜亂無章，并沒有找到新的商業模式。溫州人做生意更擅長野蠻生長，即便把地攤和商鋪升級換代成大商場、綜合性批發市場，即便采取現代企業管理制度，聘請高素質的經理人管理企業，表面的改弦更張不過是換了一種外殼，難以掩飾發展的后繼無力。
“小商品、大市場”的產業格局經不起外部的風吹雨打，制造業升級喊了不少年，可是“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機，很多溫州企業元氣大傷。接踵而來的“用工荒”、“加薪潮”又讓不少溫州企業喊苦。除了轉型，他們找不到更好的救贖方式。但轉型需要時間積累，也有陣痛，這對于溫州企業是不容小覷的考驗。
同時，傳統產業沒落前，溫州人還沒有找到賴以生存的“新大陸”。２００９年有７萬名溫州人加入創業者的行列，但多數人只是重走前人老路，創新者幾無。“十大振興產業”溫州寥寥無幾，不僅重工業和文化產業上乏力，也未趕上互聯網等新興經濟的潮流。互聯網經濟新貴行列里，難覓溫州人蹤影。
傳統制造領域的節節敗退和新興市場的把握不足致使數十年積攢的財富無法找到增長突破口，溫州資本只能頻頻進出房地產、礦產、重金屬等投資性領域。房地產、礦產、重金屬，前者事關民生，后關社稷，是政策最愿光顧的地方，一個“國退民進”的浪頭打過來沒幾年，“國進民退”的浪頭又攆過來。未來，會打什么浪，誰也摸不準。山西溫州煤老板的沒落已是證明。政策導向下的特殊行業，溫州的民間資本并不占有太多的話語權與控制權。然而，雖知風險利潤并存，越來越迷失方向感的溫州商人沉淪其中，無力自拔。
三十年一輪回。新的輪回已然啟動，溫州經濟能否在新一輪的經濟周期中再次創造一飛沖天的奇跡，關鍵要看創新這顆棋子是否落得恰如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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