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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陜西省西安市拾荒婦女陳淑英，因被其收養的三名棄嬰長至學齡，卻因始終解決不了戶口問題而無法入學，輾轉上書有關領導。去年9月，陳的三個孩子如愿入校就讀。今年春節前，陳全家又獲得寶貴的廉租房名額，不久即可入住。在生活其他方面，陳家也得到周到、妥善的照顧和安排。
對陳淑英一家的幫助、關懷，對于嗷嗷待哺的弱勢群眾家庭而言，是實實在在的雪炭之助，涌泉之惠。
大過年的，這樣的消息不論對弱勢群體，還是對省內外關注弱勢群體利益的各界人士而言，都無疑是樂于聽到的，大家也都由衷地為陳淑英母女感到高興。但高興之余，人們似乎總覺得有些意猶未盡，認為政府、社會能為弱勢群體做的，其實可以更好，可以惠及更多的人。
唐代德宗年間，陜西同樣出過一次著名的弱勢群體上書和政府幫扶事件。
當年皇帝德宗打獵途中，路過農民趙光奇家，這位貧困而耿直的農民向皇帝直言民生凋敝、賦稅沉重，雖然獲得豐收，但一家生計仍然艱難的事實。德宗對他一家的境遇深表同情，直接下旨，讓地方政府減免了趙光奇一家的賦稅。
但唐德宗的這個幫扶措施，卻受到北宋名臣、史學家司馬光的批評。司馬光認為，做領導的最怕耳目閉塞，察覺不到民間疾苦，難得德宗碰上敢于直言的趙光奇，可以直接了解弱勢群體的真實生存狀況，就應深入調查，制訂、修改相應政策、法令，讓整個弱勢群體、整個社會的生存狀況、面貌得到改善。可德宗卻僅僅關照了趙光奇這一家，如果做領導的要這樣一家家接觸、感受，才能逐戶逐人地幫扶，那么要等到什么時候才能讓所有需要幫助的人得到應有的幫助呢？
有人在微博上說，某北歐國家為照顧一名無法使用高低杠的侏儒學生，專門為他一人特制了一副低矮的高低杠。但很快就有人澄清，說這是訛傳。事實上，國外福利國家的確對殘疾人照顧有加，但這種照顧，是給所有殘疾人提供“做一個正常人”的便利，而非單獨為某一個特殊的殘疾人提供只屬于他一人的方便。
因此，在許多歐美國家，所有商場、圖書館都專設殘疾人無障礙廁所，所有公交車都有方便輪椅上下的翻轉式坡道和固定輪椅的專用位置，但不會專為某個人搞什么特殊設施，因為在他們看來，這也許適得其反，反倒會刺激殘疾人，讓他們覺得“自己是與眾不同的”。在號稱“福利捐助大國”的加拿大，幫扶者不能自行挑選幫扶對象，而只能將善款、捐贈物交給有資質的機構，由后者統籌安排。
扶助弱勢群體，重要的是扶助“群體”，而不僅僅是扶助“弱勢”，只有把側重點放在前者而非后者身上，才能以更高的效率，去更好地幫助盡可能多的需要幫助的對象。
即以陳淑英一家的例子看，盡管是“大團圓”結局，但過程卻不無坎坷和波折。陳淑英也曾循正常渠道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但并未能及時解決問題，最終還是得到媒體和好心人幫助，才摸到了上書相關領導的門路。現實社會中并非每個人都有類似陳淑英這樣的機遇，即使有，即使每次上書都能獲得理想的反饋、回報，如此效率，要實現對一個市、一個省、一個國家全體弱勢群體的關照、幫助，做到“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可想而知，得等到什么時候。
在年前解決一戶棄嬰收養家庭的戶口問題、入學問題，固然令人欣慰，但更令人欣慰的，將是對這類具有普遍性的問題，拿出一個適應性強、可操作的統一政策，并切實貫徹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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