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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去年統計局公布的數據，中國證券業的工資水平比職工平均工資高6倍左右，收入最高和最低行業的差距達11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工資研究所發布的最新數據，這一差距又擴大到15倍。從目前的資料看，中國行業收入差距已躍居世界之首。（2月10日《重慶時報》）
行業收入差距躍居世界第一，這是社會貧富懸殊的典型例證。而行業收入差距之所以如此巨大，一方面是因為社會底層行業的收入水平過低，勞動報酬所占比例不高，另一方面則更是因為行政壟斷行業收入水平過高，動輒曝出“電力抄表工年入十數萬”、“高速收費員月薪兩萬”之類的新聞。正如有關專家所言，如此巨大的行業收入差距顯然不是市場競爭的結果，而是由于市場準入方面的行政限制所帶來。
去年，在中央提出要加強收入分配改革的背景下，很多壟斷企業曾曝出過“應國資委要求”降薪的新聞。比如中移動，降薪計劃據傳將按“薪酬連降5年，每年遞減10%”的原則執行。此類降薪令實際落實中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自是不難想象，但至少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壟斷行業薪酬水平遠高于社會平均水平之甚。
壟斷行業收入水平高，絕非無緣無故，底氣就是它們特能賺錢，賺得越多自然分得越多。壟斷國企手握私企不可企及的資源性利潤以及壟斷性利潤，屢屢在“全球最能賺錢企業”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上繳國家的利潤比例又少得可憐。在國企利潤惠及全民仍舊只是奢望的當下，“誰投資，誰受益”的基本投資原則，異化成了“全民投資，親近者受益”的怪異現狀。
要縮小行業收入差距，固然需要對低收入行業進行收入增長托底，更需要對壟斷行業等高收入行業的薪酬增長進行限制。而這種限制，企業自主提出的降薪令注定是不能指望的。要彌補壟斷國企與其他行業之間的薪酬差距，重要的是：一方面要限制壟斷行業的暴利，特別是政策性暴利；另一方面更要讓壟斷行業吐出更多的利潤，而不是任由其轉化為員工的高收入。
具體來說，首先必須剝離壟斷國企享有的種種“政策性特權”，使之成為和其他企業平等的“裸企”。打破行政壟斷，不能始終只是停留于媒體的呼吁，而是應該將其作為收入分配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特別是，那些面向公眾收費的壟斷行業，更是必須遏制住動輒漲價的勢頭。否則，只要高昂資費下的巨額利潤依舊存在，壟斷行業的高收入水平恐怕就很難改變。
其次，讓壟斷企業吐出更多利潤，大力提高其上交國家紅利的比例，從其巨額利潤中拿出更大部分來充實公共財政，讓民眾尤其是低收入者分享到國有資本的收益，同樣重要。真正意義上的國企分紅，不該只是在“必要時”才“部分用于”公共需要，而應該是將其絕大部分反饋于民，用于改善民生領域的公共投入不足。如世界銀行所建議，“如果國有企業50%的利潤納入財政預算，就能使對教育和醫療衛生的支出增加85%”。
行業收入差距日益懸殊，財富分配不均日益加劇，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主要障礙之一。行業收入差距世界第一的背后，一是基于行政壟斷的暴利，二是暴利之后的內部自肥。唯有遏制住暴利和自肥，行業收入差距才不至于在世界第一的基礎上繼續越拉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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