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斷推進，逐步將市場機制引入初次分配領域，確立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極大地激發了勞動者的積極性，促進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與此同時，收入分配領域也出現了一些突出問題，如勞動者收入增長較慢，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等，引起人們強烈關注。分配問題解決不好，發展問題就不可能解決好，嚴重時還會因消費能力不足而使發展動力衰減，影響經濟發展；因貧富差距擴大而引發社會矛盾，影響社會穩定。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貫徹落實中央的決策部署，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使發展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現在正當其時。
造成我國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原因，既有自然因素、歷史因素，又有市場因素、制度和政策因素。
從自然條件來看，由于我國幅員遼闊，各地自然條件的差異比較大，有些地方土壤肥沃、氣候良好，有些地方土地貧瘠、氣候惡劣。自然條件是經濟發展的基礎，自然條件差異是造成不同地區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不同的原因之一。
從歷史發展來看，一方面，不同發展階段對各個行業的發展需求不盡相同。總體來說，行業發展遵循著從低級的以自然資源開發和簡單勞動為主的行業向高級的資金密集、科技密集、人才密集行業發展的規律。不同行業發展快慢不同，其從業者收入水平就不同。另一方面，改革開放以來，一部分人通過辛勤勞動先富起來；也有少數人鉆了體制機制還不完善、法律和制度還不健全的空子，通過不正當手段積累了財富。同時，在特定歷史發展階段對一些區域和行業實行的傾斜政策、城鄉二元結構、政府機關和企業、事業單位三軌并行等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收入分配不合理和收入差距擴大。
從市場機制來看，一方面，由于人們所擁有的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存在差異，因而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必然會造成收入差距擴大。另一方面，由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不完善，使得一些不合理的因素參與市場競爭、參與收入分配，進而造成競爭環境的非公平性，從而引發收入差距，比如行政性壟斷、勞動力市場流動壁壘等。同時，資本的逐利本性尤其是投機行為也會強化財富的累積效應，拉大收入差距。應當看到，市場機制是配置資源的有效手段，市場機制作用下形成的收入差距能夠激勵人們積極奮斗，是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之一；但市場機制配置資源會造成收入與財富分配不公，并會形成富者愈富、窮者愈窮的“馬太效應”，需要進行調節和矯正。有鑒于此，我國目前應重點治理市場分配領域存在的不合理、不規范、不合法現象。
從制度和政策來看，一些不完善的方面和因素會引發或加劇收入分配問題，比如制度規則不完善、執行和監管不到位等都會影響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這方面的問題是需要我們重點關注和避免的。具體來說，在初次分配領域，如果改革和宏觀調控不到位，造成資源配置和要素價格形成機制不合理，就會影響正常的收入分配；如果沒有建立合理的工資決定機制和勞動報酬正常增長機制，就難以有效緩解收入差距擴大和分配不公問題。在再分配領域，如果稅收制度不健全、財政支出結構不合理、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就會造成收入分配調節不力。在第三次分配領域，如果相關機制不完善、社會氛圍不濃厚，就會影響其發揮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尤其是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先富群體快速擴大，社會各群體收入都有較大幅度提高，為先富幫后富、走共同富裕道路奠定了一定基礎。但同時，收入差距擴大、社會不公平感增強問題突出。當前，我國正處在重要戰略機遇期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對于收入分配問題，過去解決可能不具備條件，再晚解決就可能錯失很多機會甚至導致問題積重難返。因此，現在解決正當其時、勢在必行。
收入差距過大影響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主要表現在影響居民消費能力，造成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經濟增長主要靠“三駕馬車”即消費需求、投資需求和出口需求來拉動。在后國際金融危機時期，消費需求是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強大動力和潛力。根據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人們越富有，消費傾向就越低。如果收入差距過大，就會嚴重弱化居民的消費能力。因為低收入階層雖然消費傾向高，但沒有消費能力；高收入階層雖然有消費能力，但消費傾向低，從而造成整個社會消費需求不足。消費不足，經濟增長就缺乏內生拉動力，就難以通過消費升級和消費熱點的形成拉動產業結構升級和社會經濟發展。
收入差距過大影響社會長期和諧穩定發展。主要表現在引發社會公平問題，導致社會階層之間的矛盾突出，妨礙社會和諧穩定。收入分配失衡導致的社會情緒積累，容易使人們形成認識偏差，影響人們奮斗精神的發揮以及對共同富裕目標的認同。城鄉、區域、行業和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差距過大，會導致社會階層分化，使各種利益群體之間產生矛盾，引發社會沖突，甚至導致社會動蕩和社會危機。因此，我們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調整收入分配關系，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
收入分配問題涉及面廣，既是民生問題，又關系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既要調整既有利益格局，又要兼顧發展和穩定；既是分配領域的問題，又須行政、市場、立法、司法等多方面配合，因而成為目前深化改革的熱點、難點和重點。
黨和政府對收入分配問題高度重視，近年來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調整分配關系、扭轉收入差距擴大趨勢，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在初次分配領域，通過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引導企業職工工資合理增長。在再分配領域，全面取消農業稅，深化個人所得稅改革，調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提高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全面建立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積極開展城鄉醫療、教育等社會救助；不斷健全公共財政體制，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不斷擴大中央財政轉移支付規模；等等。其中，提高企業退休人員養老金和城鄉低保標準、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將未參保集體企業退休人員納入基本養老保險等措施，都起到了很好的“提低”效果；重視改革發展教育事業、大力發展科技事業、鼓勵自主創新和自主創業、著力提升低收入者的素質和能力等，都是“擴中”的有效舉措；限制壟斷企業尤其是高級管理人員的工資，則是“控高”的有效舉措之一。
黨的十七屆五中全會中指出，“十二五”期間，要合理調整收入分配關系，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把研究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作為今年的一項重要工作，這些都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指明了方向。當前，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應綜合運用三個條件：一是財政收入持續快速增長，公共財政體制不斷健全，著力解決民生問題、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具有較為雄厚的基礎；二是解決收入差距過大、分配不公問題具有強烈的社會共識，可以轉化為推動改革的勢能；三是我們可以發揮后發優勢，借鑒國際正反兩方面的經驗，努力做到別人“吃一塹”、我們“長多智”。
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社會各方面共同努力，其中政府應起到主導作用。具體來說，政府可以在以下幾方面著力：在初次分配領域，堅持實施更加積極的就業政策，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建立健全職工工資正常增長和支付保障機制；完善對壟斷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政策，以縮小行業收入差距；千方百計促進農民持續增收，統籌城鄉發展，不斷縮小城鄉收入差距。在再分配領域，加大稅收對收入分配的調節力度，減輕中低收入者的稅收負擔，加大對高收入者的稅收調節；促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大對民生領域的投入；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增加城鄉居民的轉移性收入；進一步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增加收入分配的透明度。在第三次分配領域，加大對慈善事業的支持力度，通過法律法規予以規范，通過稅收優惠予以鼓勵。
應當看到，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調整收入分配關系，不是一個文件、一個政策的出臺就能解決的，而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應注意處理好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關系，國家、企業、居民的關系，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的關系，高、中、低收入群體的關系，進而建立健全多層次的收入分配機制，加大收入分配關系調整力度。只要我們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定不移地走共同富裕道路，通過社會各方面共同努力，就一定能使發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全體人民，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